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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八章 公卿之问7K大章（第1页）

第四百九十八章公卿之问

薄书存把话题转回了原来的轨道。

毕文谦却没有立即接过话头。他仰靠而坐着，看了看黎华的脸——哪怕从副驾驶座上扭头过来，是略为别扭的坐姿，她此刻也始终把目光朝向了他。

终于，他把视线慢慢转向了车窗外面。

万家灯火星星点点，远不似上辈子熟悉的不夜繁华。

因为穿越而导致的蝴蝶效应，也许就要扩展成风暴，甚至从风暴更上一层楼。事到如今，已经不可能回头——毕文谦也没有想过回头。

只是，在这条世界线里，自己参与挥洒的历史面貌，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个国家，会如自己上辈子所经历的那样蒸蒸日上，千城百业，竞逐繁华吗？

不，不必为此疑问，那多半是当然的了。

只是，在那走马观花相似的繁华的背后，潜藏的模样，将会有多少不同？怎样的不同？

出乎黎华和薄书存的意料之外，一阵沉默之后，毕文谦忽然再度望向黎华，念起了诗：“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及此，他慢慢转而看着身边的薄书存，“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或许，毕文谦此刻的神态，和他少年的面容颇不相配。

“薄副主任，公卿之问，是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想要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放进广阔的历史长河，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为什么会是那样？一代代走来，随着生产力规模的不断质变，一切的演化，其本质究竟是什么？”

“正因为这个问题极为深刻。薄副主任，我再一次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只是个人的看法，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话到此时，毕文谦没有等薄书存回应什么，自己深呼吸了一下，便继续说了下去。

“生物，是文明的载体。文明的基本需求，是生存和发展。这是亘古不变的大道。文明如此，作为载体的生物，也是如此。而在一直以来的人类史中，作为生物的一种，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从本质上突破过天然寿命的局限。这就意味着，个人对于自身发展和延续的需求，或者说欲望，在现在这个阶段，是不可能从绝对意义上消除的。”

“当初在东京，我和黎华在讨论吉天拓郎那些人时，黎华有些担心，他们有可能花掉后半生的心血，建立起他们最初想打倒的事物。作为一个中国人，RB人将有什么结果，她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看客。她更担心的是，相似的问题，同样可能出现在我们国内。”

“当时，我对她说过一句话——在百行孝为先的传统下，真正黑发人送白发人时，往往却是泣者众，痛者多，承业者少，承志者寥。”

“没错，作为文明的载体，人和绝大多数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生存和延续的需求，除了物质层面上的欲望，更有精神层面上的欲望。就像今天我们谈过的基因编辑技术——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技术能够做到从生物角度上完美复制一模一样的自己了，那么，到那个时候，生孩子就不会再是必然的需求了。相比只遗传了自己一半生物学信息的直系后代，人完全可以复制一个自己，然后把财产遗留给他。可问题是，在那种时代，物质层面的延续变得过于简单时，精神层面的延续，将显得格外重要。人体容易复制，人格却难以复制。也许，相比把财产遗留给复制的自己，将来的人会更愿意让那些真正继承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去继承自己的大多数物质财产，哪怕，那些人在生物学上和自己相去甚远。”

“但是，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怎么去判别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这是比物质上的遗传更困难的事情了。所以，至今为止，越是物质条件优渥的人，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看重精神层面的继承，但最终，往往只能向物质层面的继承妥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的客观事实。”

“然而我们现在谈的，需要考量的，显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所谓国家的承重轴，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谓公卿，在他们大行其道的历史时代，他们就在承重轴中。欧洲有句谚语，叫‘欲戴王冠，先承其重’，所谓权名利禄，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不然，承重轴承不了重，整个建筑，分崩离析不过是迟早而已。而在生产力决定了物质遗传继承的时代，担当过责任的先辈，和继承王冠的后代之间，精神层面的继承，却无法真正确保。就像千年前苏洵的《六国论》里所说，‘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形似而神非，何谈长久的延续？个人沉浮如此，江山兴衰也如此。”

毕文谦看着薄书存，缓慢而郑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困境，不可能完美解决，特别是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而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天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

“这一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变的端倪，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才从制度上彻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央，对于领土境内的控制，大大深入基层，对于人民的领导，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局限……嗯，除了桂省那边。”

“很显然，中国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文明逐渐进步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