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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人不解且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然后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然后野蛮的日本人让两位女性在行刑场曝尸数日，不许百姓收敛，尸骨被饥饿的野狗撕碎，尸骨无存。几十年后，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为赵一曼举行了“影葬”，将赵一曼生前的照片埋放在她殉难的土地上。赵一曼死了，世俗的生命被邪恶人为地扼杀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赵一曼这样人的死，恰恰换回了我们民族的生。

但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暨特务科“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滨警司暨特密四七五九号）是这样描述的——

1。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报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

2。回顾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我们应加以考虑的是对今后刑讯方式的改进：

为有利于提高思想改造工作的效果，应慎用此类专门的电刑，尤其是对女性受刑人，有更换电击部位的必要；电刑强度的控制是最需要慎重的，电流引导物要适当，避免身体器官永久性损伤；电流通过人体时间不宜过长，防止对人体的机能破坏过大，严重破坏肌体各种组织，难于完全恢复；不宜采用硬物插入体内深处，避免造成器质性损伤；也不宜过量使用高纯度兴奋类药物，避免人体产生永久依赖性；对思想犯人的改造工作的改进，是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总而言之，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研究，提高电刑审讯效果之途径。

3。要通过审讯改造赵一曼女士思想，了解哈东地区抗日军外围团体的全貌，并获取思想对策上的重要参考资料，已无可能。对如此顽固的思想犯其境遇无需再斟酌，将来没有悔改之希望，应给以严重处分（处以死刑），坚决铲除。建议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利用对她的死刑，宣传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如果利用得好，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　。　想看书来

遮蔽与记忆：赵一曼（6）

从这旧档里，我们看到了酷刑的局限，酷刑损伤的是肉身，但对赵一曼这样达到精神高度的人，只不过是浴火重生。我想表达的是，虽然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接受的赵一曼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不忘记赵一曼所遭受的磨难，我们才能理解赵一曼，我们不是记住仇恨，延续仇恨，我们只是记住历史，阿多诺这样说道：“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我想对酷刑失却记忆的宽恕与和解，仍等同于某种意义上的抹杀与否认。酷刑挑战的是人性，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奥斯威辛、耶路撒冷的哭墙、南京大屠杀、囚禁赵一曼的牢狱，都铭刻着人类的永恒记忆。利用对人生理结构的认知，把肉体折磨发挥到极至，达到精神上的屈从，这种彻底丢弃了人性的酷刑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对他们的称谓只能有一个——魔鬼！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彻底否定了医学生理的极限，对英雄的称谓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神灵！魔鬼终将遭受炼狱之火，神灵一定被人心供奉！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我想到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的故事，也许记忆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胡兰子行刑时，十二岁的爱兰子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姐姐在铡刀下身首异处，热腾腾的鲜血四下迸溅。善良柔弱的爱兰子被惊呆了，从此，她的记忆再也走不出那个血腥而又酷烈的场面，她的意识、她的情感永远留驻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的那个现场。人们都说：爱兰子得了“精神病”。

一九四九年夏，战斗剧社从临汾来到北平，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刘胡兰》，当时应观众要求在演出前请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同志给观众讲几句话，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答应下来。可是，当她到台前刚一站定，就情不自禁地饮泣而号啕大哭起来……

哭泣也是有力量的，这种直接袒露心灵深处的情性，是对那酷刑的记忆和控告，爱兰子她以她的记忆，对酷刑的记忆保留了“情感的力量和强度”。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挟裹的血腥，使阅读和记忆的人难免心理痉挛，我们不是鼓励喋血，我们是在新的时日，不与遗忘为伍，仿佛立在十字街头电子时代的爱兰子，对来往的过客说——记忆在此！

【附件】

赵一曼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被存在日本人建立的档案里，那是写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满洲国）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十六岁的宁儿（陈掖贤）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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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落的细节（1）

一

对于历史，最不忍看的是细节，耐得住咀嚼的也是细节。就像读唐诗，你记住玩味不已的是细节是意象。其实，如果我们说唐诗是活着的，它作为血液流淌在我们的血管的暗处，我们指的是落日羌笛、浔阳江头秋瑟瑟，也许在我们不经意间，被某种眼前的事物所触动，我们就会把储藏在我们心中的意象释放出来，我指的是你看到平原尽头的落日、空山新雨后鼻翼的清新，你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从唐诗里转移出来的诗境。

我知道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率参谋、翻译等一行八人，乘坐一架中型双引擎飞机，由南京飞往湖南芷江。此行是奉侵华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命令，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请示日军投降事宜。

约九时半，飞机正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空飞行，突然参谋桥岛惊叫起来：“机舱里发现一挺机枪！”

今井命令：“赶快把机枪丢下去！”

机枪丢下去了，几个人从飞机的舷窗往外望，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和一挺丢下的机枪不成比例，那枪划着弧线像断翅的鸟，一头栽进水里，往外只是荡出几个圆圈……

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读到现代历史上法西斯德国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巨大的石碑上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着：遇难者三十万，那样的数字唤不起你的惊悸和震撼，那我们把它还原为细节，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的数字累积，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里的几个星期之内完成的。据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二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

对于这些遗落的细节，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把那些苦难和哭声给岁月淤积在冷漠里了。但某时，就是一个细节给了我们一种全身心的唤醒，唤醒骨骼，唤醒山川，唤醒了人的良善和悲悯。

我们说的奥斯威辛，不仅仅指波兰的一个小镇，而是需要记住的氰化氢毒气室和焚尸炉，在这里曾创造过每天毒死六千人的记录。在奥斯威辛，光是被毒气屠杀的就多达二百万人之多。所有被关押到这里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无辜平民百姓和战俘的最终命运除了惨遭屠杀之外，他们的随身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就连死者身上的牙齿、头发及至皮肤都不放过。

纳粹用遇难者的人皮做成手套和灯罩，用头发做成褥垫，把死者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囚犯的衣服、鞋，比较好的他们就拿去给德国兵穿，差一点的就给下一批囚犯用。甚至连有的囚犯身上的脂肪，都被刮下来做成肥皂，尸体烧完后就当做肥料，连头发都被做成人发毛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前苏联红军解放了该集中营，当时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仅有七千多人，其中包括一百三十名儿童。这里堆放着七千公斤头发，近一点四万条人发毛毯，三十五万件女装，四万双男鞋和五千双女鞋。

正因为是这样的细节，我们为这样一句话所感动：“这里是地球上最令人伤感的地方。人们抱着种种期望，甚至深深的忏悔，来到此地。”同样使我们感到自己文字苍白的是一个名字叫玛莎的犹太女孩在纳粹集中营所写一首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