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啊?”
不止她一个人问,所有经历了这两天不眠不休的工作人员和维和士兵都在问,有士兵愤怒地摔了枪,有工作人员吼说,这种时候不能走啊。
岑今说:“很多难民在哭,有人下跪,抱着我的腿,让我救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自己的国家不保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外国人。”
那个救援士官吼:“这是命令!你们去大街上看看,美国人在撤侨、法国人在撤侨、西方人都在撤侨!今天早上,比利时维和部队已经先撤出去了!”
大家一下子不说话了。
维和任务一般是多国共同维和,但是所占的比重不同,比利时维和力量,是当时卡隆最大的一支,也是最具威慑力的。
他们居然已经撤走了。
异样的死寂之后,撤离开始了。
那些有撤离资格的人,一个接一个的上车,不敢抬头看难民的眼睛,嘴唇翕动了好久,只能说出“sorry”,上了车,有人把帘布拉起,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车外这个即将成为地狱的地方给忘记。
卫来想不通:“为什么要撤呢?”
岑今也是后来才知道,胡卡人枪杀了八个比利时维和士兵。
“杀死维和士兵是很冒险的行为,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激怒西方国家,招致大量增兵报复;二是,震慑这些国家,让他们知道卡隆的局势已经失控,维和士兵也不安全。”
消息传到比利时国内,一时炸开了锅,媒体偏激的发问: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死在异国他乡?大多数比利时人连卡隆在东在西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个错误的开始,还不纠正吗?
顶不住压力,比利时开了个头,美国、法国、以及所有其它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布置撤离了。
胡卡人很聪明,算准了这些西方人绝不会为了没有利益的地方牺牲士兵的性命。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能接受,做着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在这种时候离开,等于把难民丢给屠刀——连我都不能接受,你可以想象,我那些满腔热忱的同事们,那些真正心怀理想的人,是怎么样的反应。”
有几个人拒绝上车,说,我们不走。
我们长了外国人的脸,只要把联合国的旗帜升起来,亮出身份,这里就是保护区。
国际上是认可保护区的,比卡隆更惨烈和大规模的战争都有,保护区一直存在,我们不走。
那时候,岑今已经上了车,她看着底下的几张脸,热血忽然冲上了脑子。
她冲下车,说,我也不走。
卫来说:“你很勇敢,真的,那些被你保护的人,终生都会感谢你。”
“勇敢?”
她盯着卫来看,忽然大笑,笑的上气不接下气。
“我那时候21岁,我冲动,我鄙视坐在车上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心底有一点妄想:你们撤离了,我在最危险的环境里坚守,等局势稳定下来,我会获得你们想象不到的荣誉……”
“但现在我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永远不会下车,我不怕别人说我懦弱,我会第一个冲上车走。”
“我一直做噩梦,梦里,又会被扔回到那个时候的卡隆,周围都是大雾,雾里传来广播和长刀在石板上拖磨的声音,然后我一直找车,找那辆车身有UN标志,可以把我带走的车……”
她全身发抖,卫来搂紧她,凑到她耳边说:“别说了,岑今,不要再说了。”
岑今没再说话,把头深深埋进他胸膛。
卫来想起她第一次做噩梦的时候,在飞机上。
醒来的时候,她要吻他,被他推开后,说了句“我不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了”。
再然后,那一夜就过去了——现在回想,那一夜过的,也许很艰难。
他低头问她:“我现在吻你的话,你会好受点吗?”
不管合不合适,男女间亲密的举动有助于转移注意力和缓解失控的情绪。
岑今说:“你抱着我,我好很多了。”
卫来说:“好。”
他不再说话,静静听她呼吸,她身体在放松,情绪在变缓——噩梦会放大人一瞬间的情绪,尤其还是在晚上。
过了会,岑今说了句:“上次撞到你,觉得你身体铁硬,硌的疼。现在发现也不那么硬,还挺舒服。”
卫来说:“要摸吗?”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