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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二章（第1页）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打乱了。它们现在从各个方面向我冲击，把我弄得忧心忡忡。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后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纳塔利娅与我在墓园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她等着我；到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来了，把我被捕的详情全部告诉了大家。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想躲进另一间屋子，但走了两步，便晕倒在地上。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决心用所有的办法阻止这刚露头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即我毕业之后，她待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的自由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参加圣西门“教派”的种种传闻，激怒了她；从那时起，她总称我为“国事犯”或“伊万弟弟的不肖儿子”。多亏参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许纳塔利娅前往克鲁季茨兵营与我道别。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时间。“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啊！他到了那里，自己不送掉性命，也准会给人害死，不过主要是他在那里会忘记她。”

但公爵夫人没有如愿以偿，我的记性很好。她与我的通信瞒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后暴露了，她严禁仆人和使女送信给年轻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过了两年，大家开始谈我回去的事了。“看来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儿子会打开门闯进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后，迟疑不决，得赶快让她出嫁，从那个不信上帝、没有规矩的国事犯手里挽救她。”

从前公爵夫人谈到穷孤儿就唉声叹气，说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拣拣，但愿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给她好歹找个归宿。确实，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虫，曾替一个没有陪嫁的远亲好歹找过一门亲事，嫁给一个书吏。温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养，为了安慰母亲，出嫁了。过了两年她死了，但书吏仍活着，出于感激，继续为公爵夫人奔走办事。现在恰恰相反，孤儿根本不是穷新娘了，公爵夫人答应把她当亲生女儿出嫁，单单现钱就有十万卢布陪嫁，此外还打算留给她一份遗产。具备了这些条件，岂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况还有公爵的头衔，以及女伴和云游四方的老虔婆们的帮忙呢。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的情义，通过流言蜚语和窃窃私议，通过使女们，传进了不幸的牺牲者的耳中。她对女伴说，她绝对不接受任何人的求亲。于是不断的侮辱，毫不留情的粗暴迫害开始了；每一分钟，每做一件小事，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她都会遭到指责。

“……你想，恶劣的气候，可怕的寒冷，风，雨，无法形容的阴霾天空，非常讨厌的小房间——仿佛有个死人马上会从那里抬出来……”“这些孩子却在这里没有目的、甚至没有乐趣地唧唧喳喳，吵吵闹闹，破坏和侮辱周围的一切；如果可以单单作一个旁观者，那还好，可有时不得不参加她们的谈话。”这是她一封信上的话，那是夏季，她随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那封信继续道：“三个老太婆坐在这里，讲的都是她们的先夫怎样得了瘫痪症，她们怎样照料他们——可是没有这些也已经够冷的了。”1

现在除了这种处境，又出现了有计划的迫害。已经不仅是公爵夫人，连那些卑贱的老婆子都不断折磨纳塔利娅，劝她出嫁，辱骂我了。她对她忍受的许多不快，在信上大多不提，但有时痛苦、屈辱和寂寞占领了她。她写道：“我不知道，除了她们绞尽脑汁加给我的压力之外，还能使出什么其他花招？你知道吗，她们甚至不让我走出这间房子，甚至在这间房子里换个位置也不行。我已好久不弹钢琴，有时我要了一盏灯，走进客厅，心想，她们也许会发善心吧？不成，我给赶回房间结毛线。真的，哪怕坐在另一张桌边也好，在她们身边我受不了。然而这成吗？不成，一定得坐在那儿，坐在神父太太旁边，让你听，让你看，让你讲，可她们谈的无非是菲拉列特，另外就是议论你。一会儿我就厌烦了，气得脸色发红，沉重的忧郁蓦地压在我的心上，但这不是因为我必须对她们屈服，不……我非常可怜她们。”

正式开始说媒了。

“今天来了一位太太，她爱我，正因为这样，我不爱她……她竭力要替我安排终身大事，叫我太生气了，我在她后面唱道：

我宁可包上裹尸布躺进坟墓，

不愿没有爱情披上绣花头纱。”

过了几天，即1837年10月26日，她写道：“我的朋友，你不能想象，我今天怎样受了一天罪。我给打扮整齐，送往C太太家，她对我的亲热，我从小就受够了。з上校每星期二到她家打牌。想想我的处境：一边是围着牌桌的老婆子，另一边是一群丑恶的俗物和他。他们的谈话和外貌，对我都是这么陌生、荒谬、讨厌，这么阴暗、卑鄙；我自己与其说像一个活人，不如说像雕像；这儿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只是一场痛苦的噩梦，我像一个孩子，不断要求回家，但没有人理睬。主人和客人的关心使我窒息，他甚至拿起粉笔，用花体组合字写我的名字，写了一半，我的天，我再也忍耐不住，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让我依靠；我独自站在悬崖旁边，一大群鬼怪用尽力气，要把我推下深渊。有时我感到疲倦，缺乏力量，你又不在旁边，在看不到的远方；但一想起你，我的精神又振奋了，我穿上了爱情的盔甲，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然而上校获得了所有的人的欢心，参政官喜爱他，我的父亲认为“这样好的未婚夫找不到第二个，应该知足了”。纳塔利娅写道：“甚至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2阁下对他也很满意。”公爵夫人没有直接对她说什么，但压力增加了，步伐加快了。纳塔利娅企图在他面前装成什么也不懂的“傻姑娘”，以为可以吓跑他。一点也不，他来得更勤了。

她写道：“昨天埃米利娅来看我，她这么对我说：‘如果我听到你死了，我会高兴得画十字，为你感谢上帝。’她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她心里只有悲伤，因此她完全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但是爱情给我心中带来的幸福，她却是无缘得知的。”

但是公爵夫人也不悲观。“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公爵夫人把з认识的神父请来，问他，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出嫁，是不是罪孽？神父说，为孤儿安排归宿，甚至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我派人找我的忏悔神父，我要向他说出一切。”纳塔利娅最后写道。

10月30日。“这儿是外衣，明天的服饰，那儿是神像，戒指，大家忙于张罗，准备，可不对我讲一个字。纳萨金一家3和其他人都出动了。他们要给我准备意外的礼物——我也要给他们准备意外的礼物。”

晚上。“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参政官）也来了。你劝我坚强一些，这是不必要的，我会摆脱这些骇人的丑恶把戏，即使用铁链把我锁住也不成。你的形象照耀着我，不必为我担心，我的忧郁和痛苦是神圣的，它们有力地、紧紧地搂住了我的心，拉开它们只会造成更大的痛苦，使伤口裂开。”

然而不论他们怎样掩饰，怎样遮盖事实，上校不能不看到，新娘对他毫无好感；他推说有病，来得少了，甚至暗示要增加嫁妆，这使公爵夫人非常生气，但她居然委曲求全，又给了莫斯科附近的一片庄园。这让步大概连他也没料到，因为从此他就不再登门了。

两个月平静地过去。突然传出了我移居弗拉基米尔的消息，于是公爵夫人为亲事作了最后的绝望挣扎。她的一个熟人的儿子是个军官，刚从高加索回来；这人年轻有为，而且作风正直。公爵夫人撇开傲气，亲自托他的姐姐向弟弟“试探”，看他想不想求亲。他接受了姐姐的暗示。年轻的姑娘不愿再度扮演无聊的讨厌角色，看到事情发生严重的转折，便写信给他，直截了当地公开告诉他，对方爱着另一个人，信任那人的正直，要求别给她增添新的痛苦。

军官彬彬有礼地退了场。公爵夫人失败了，受了侮辱，决定调查事实真相。纳塔利娅亲自与军官的姐姐谈过，后者向弟弟保证，绝不向公爵夫人泄露半句话，但把一切告诉了女伴。当然，那个女人马上告发了。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差点没气死。她不知怎么办，命令年轻姑娘回楼上房间，不想再看见她。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吩咐锁上她的房门，还派了两名使女看守。然后她写信请几个弟弟和一个外甥去商量对策，说她太生气，太伤心了，没有心思对付她遭遇的不幸。我父亲拒绝了，说他自己事情繁忙，而且也不必这么大惊小怪，再说，他也不是婚姻纠纷的合适的法官。参政官和德·帕·戈洛赫瓦斯托夫第二天晚上应召去了。

他们商量了好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要见见被拘留的人。年轻的姑娘去了，但这已不是他们熟知的那个沉默寡言、羞羞答答的孤儿。她的脸色镇静高傲，透露了坚定不移和至死不渝的决心。这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在保卫我与她的婚姻自主权的妇女。

“被告”的态度使神圣的法庭无能为力。大家有些尴尬，最后，德米特里·帕夫格维奇作为“家族发言人”，长篇大论地说明了他们聚会的原因，公爵夫人的忧虑，她安排养女终身大事的心愿，以及养女方面的奇怪反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利益。参政官频频点头，伸出食指，表示赞成外甥的话。公爵夫人默默坐着，掉转了头闻嗅盐。

“被告”听完这一席话，简单地问，现在对她有何指教？

“我们根本不想强迫您接受什么，”外甥答道，“我们应姨母的邀请来到这儿，是为了向您提出真挚的劝告。您的对方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

“我不能接受这婚事。”

“请问原因何在？”

“您自己知道。”

家族发言人有些脸红了，嗅了嗅鼻烟，眯缝起眼睛，继续道：

“这件事有不少方面是可以反对的，我得请您注意，您的希望并不可靠。您与我们的亚历山大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他这么年轻，偏激，您能信任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