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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1页）

瑞士——詹姆斯·法齐和流亡者——罗莎峰

1849年的欧洲依然风云变幻，动荡不定，住在日内瓦，要把目光局限于瑞士一地是很难的。何况那些政党像俄国政府一样诡计多端，往往弄得游客眼花缭乱。一旦落到它们的影响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观点的制约，逃不出它们的魔法圈子了。他的第一个印象总是偷天换日地硬加给他的，不是他本人的。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政党的偏见已出其不意，乘虚而入，使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虏。

在1849年，我只知道一个激进的瑞士，它实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离主义者联盟。1后来我周围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我接受了他们对畏首畏尾的联邦政府的不满，对它在反动的邻国面前扮演的可怜角色感到愤慨。2

通过后来的几次旅行，我才对瑞士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在伦敦时期。在1853和1854年苦闷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改变了对以前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许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在全世界自由体制分崩离析后剩下的一片废墟中间，在文明社会互相倾轧以致同归于尽的断垣残壁中间，在人的一切生活条件，国家的一切形式，无不遭受粗野的专制暴政的摧残而毁灭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依然像过去一样。一个以海洋作掩护，一个靠高山作屏障，两者都是中世纪的共和国，古老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植根在它们的土地中。

然而从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国和瑞士又多么不同啊！如果瑞士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显得像一个孤岛，那么它的被包围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艰难曲折地前进，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复杂的行动。在英国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们落后了三个世纪。英国的活跃部分只限于某些阶层，大多数人民处于政治运动之外，连宪章运动3也几乎没有触动他们，它涉及的仅仅是城镇工人。英国站在一边，易燃物一旦积累多了，它便把它们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顺利地发展。思想不会从大陆蜂拥而入，只是慢慢渗进它的国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语言表现自己。

瑞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没有特权阶级，甚至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各州的宗法制贵族无力抵挡民主思想的任何冲击。一切学说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无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语言有三种。加尔文在那里传过道，裁缝魏特林4在那儿作过宣传，伏尔泰在那儿放声大笑，卢梭在那儿诞生。在这个国家，从农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实行自治，尽管强邻压境，却没有常备部队，没有官僚阶级，没有独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风雨和反动派的狂欢节之后，它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制联邦国家。

全欧洲仅有的平静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国家，我不知道保守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反之，例如，奥地利帝国是在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的基础上，靠一系列政变维持的，法国的王位则是靠恐怖统治和消灭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国，甚至荒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长期保留，它们与自由结成一体，在它强有力的庇护下坚如磐石。

瑞士联邦议会在奥地利和法国提出要求后，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驱逐出境，这行为是可耻的。但这责任完全应由联邦政府承担；人民对外交问题并不像对内政问题那么关心。事实上，各国人民只关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们或者不想过问，或者认为只是玩弄辞藻，这些辞藻哪怕是真诚的，也很少实际意义。那个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声世界的民族，尽管极少理会地理界线，却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强烈、更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何况自然环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发展：崇山峻岭把他们围困在祖国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只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样，在没有人侵犯他们的山谷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

联邦政府自作主张行使的驱逐流亡者的权利，其实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规定，瑞士的侨民问题是各州管辖的。瑞士的激进派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竭力加强伯尔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错误。幸好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除了具有明显的实际利益的，如邮政和交通设施，币制的统一等，其余在瑞士都不得人心。中央集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设施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但它与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变成一群饲养在畜栏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员精心训练的一群猎犬。

正因为这样，瑞士人讨厌它，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讨厌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权国家瑞士，像许德拉5和布里亚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头在哪儿，心脏又在哪儿呢？此外，没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国王。瑞士决不会出现国王，正如纽约不可能制定俄国的官阶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联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种刚毅坚强的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他们的山陵具有鲜明的地形，他们在群山环抱中建立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一样。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样举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装，背着卡宾枪，汇集在联邦的某个射击比赛场上。他们为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团结自豪，从故乡的山上来到这里，彼此发出兄弟般的欢呼，也向联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举行比赛的城市中）欢呼，然而从来不会互相混杂。

在自由民族的这些节日中，在他们的军事游戏中，没有君主国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没有金碧辉煌的贵族排场，没有五色缤纷的近卫军，有的只是庄严和威武的仪表。到处听到的都是自由的谈话，喝的都是家酿的美酒，到处都在欢呼，歌唱，奏乐，大家感到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那压迫他们的权力……

我到达日内瓦后不久，市里在学校放假前为所有的学生举办了一次宴会。州长詹姆斯·法齐7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在卡鲁日郊区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大帐篷。议员和全州的名流都来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枪，担任荣誉警卫人员，这是每年轮流的。法齐的演说充满激进派色彩，他祝贺了得奖的学生，在奏乐和礼炮声中提议“为未来的公民”干杯！这以后，孩子们两个一排随着他走进空地，那里有各种娱乐活动，气球和杂技表演等。武装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们）夹道列队，在学生行列开始经过时，他们便举枪敬礼……是的，向小辈和孩子们，向州政府出钱培养的孤儿们敬礼……孩子是城市的尊贵客人——它的“未来公民”。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参加过学校和其他庆祝活动的人说来显得多么新鲜。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