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踏入国内第一大生猪育种场,就看到门后有几辆绿色的电动观光车和几个人在等候。
这样的电动观光车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备交通工具,毕竟,在占地动辄万亩计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脚闲逛,怕是一个小时都走不到目的地。
“齐董,李总,欢迎你们前来考察。”嘉谷生猪育种工程副总工程师傅大维打招呼道。
嘉谷生猪育种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是陈建章,但因为他还要兼顾嘉谷实验室的管理,所以常驻育种场的是副总工,而这种时候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向导。
“辛苦你们了,我过来,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的。”齐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维为首的生猪育种团队,是嘉谷农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张说,随便拉一个人出来,至少是硕士出身。
就是这么一批人,在非瘟来袭后,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基本将“深居简出”做到了极致。
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
要说起来,非瘟病毒没有腿,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树一道“墙”,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三面环山,不,除了一条公路,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为与珍贵的种猪们接触较多的人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但长时间被“困”在一个基地里,总归少了点自由。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殊为难得。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爱。
之前说过了,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
看上去很简单,选择出性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不过,真要这么简单,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性状的遗传并不是100%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
傅大维们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数据有些是直观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数据?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生长速度,肉质性能等)。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的支持?育种工作就是无根之木。
——譬如全球最大的种猪改良公司pic?最大的财富就是其拥有的全球最大的猪育种数据库,包括超过2000万头猪的谱系信息,27个世代的完整系谱,900多万头猪的性能测定记录?涉及的性状多达45个?常规应用的分子标记超200个,另有大量的候选分子标记在测试和检验之中……
只有采集到了足够的数据,他们才能“做媒人”——做遗传评估选出哪些猪有资格作为种猪留种,以及决定母猪可以和哪头公猪交配,以实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目标。
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做,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准确数据的?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性。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生猪育种是国内养猪业最落后的一环了吧?
也难怪在某个挂逼眼中,傅大维他们的工作?是稳定下限的基础;基础夯实了?他点开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
傅大维听了齐政的话后笑眯眯。
虽然研究狗其实都这样?闭关研究的时候“与世隔绝”也没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总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码,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没准又在打着“抢”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乐归暗乐,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
齐政主动伸出手:“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目光里尽是了然。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
然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
事实却是,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