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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男子前来跟她聊天，自然是芳心大慰，更何况这人说话又是如此风趣，董双成表面上也时常显得十分严肃，她内心里最爱听的还是东方朔那些越轨的、毫无顾忌的话，听得她脸上时红时白，东方朔也就顺手牵羊把蟠桃弄到手，所以有时一个人胆小就办不成事，东方朔敢于在皇帝面前放肆，敢于在神仙面前放肆，他就活得很潇洒。

汉武帝把吃过的桃核，一个个谨慎地收藏起来，一直传到明代。据《宛委余编》记载：“洪武时，出元代内库所藏蟠桃核，长五寸，广四寸七分，上刻‘西王母赐食武帝蟠桃于承华殿’十四字。”既然核长五寸，想来蟠桃的体积必然硕大无比，想想今天的水蜜桃，想想当年的蟠桃，该不会流口水吧。

明代以后，已经没有西王母与蟠桃仙子的任何记载。然而西王母是一位法力无边，雍容华贵的美妇人，蟠桃仙子更是一位绝世的美艳少女，已经深植人心。虽然历史中不再出现她们的事迹，然而舞台上及绘画中，却大量扮演及描摩她们的形象，杭州城里的望仙桥和昆仑山上的瑶池，总给人无限暇思。

《中国历代名女》——奇女传……黔娄夫人的贤德

黔娄夫人的贤德

唐代大诗人元稹以悼念他未发迹时妻子的诗最为有名，共三首，都叫“遣悲怀”，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英，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他营奠复营斋。

诗的第一句“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是用两个典故说同一件事，即贫贱夫妻，如涸辙之鲋，相懦以沫，诗中提到的黔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黔娄子”。

黔娄是鲁国人，他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时期，这时，周王愈行衰微，分封等级制度也渐趋崩溃，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各国诸候纷纷将才智之士网罗在自己的身边，平民开始攀登政治舞台，动辄形成“布衣卿相”的局面。

黔娄也是一位大有学问的人，他曾著书四篇，阐明道家的主旨，尽管家徒四壁，然而却励志苦节，安贫乐道，视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参予那种争名逐利的行列，从而获得极高的评价。

黔娄出身于贫寒的平民家庭，黔娄夫人却是贵族出身，黔娄夫人叫施良娣，知书达礼，明媚灵巧，称得上秀外慧中。他的父亲官居“太祝”，所谓“太祝”，就是为帝王家掌握鬼神祭祀的官职，与“太宗”、“卜正”、“太史”同列，“太祝”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太宗”管理词庙及安排祭祀的事务，“卜正”专司占卜吉凶，“太史”记录时事，观察天象，保护文书，在商周时期，迷信鬼神的时代，这是四种非常重要的官职。

这四种掌管鬼神祭祀的官职，世代承袭，由于子孙众多，食田俸禄不足以糊口、于是纷纷挟其专业才智，从周王室出走，逐渐分赴各诸候国谋求发展，施家就这样来到鲁国，施良梯的父亲也就成了鲁国的“太祝”。

祭祀鬼神是一种清贵而受人尊敬的职业，何况施良梯才貌双佳，要找一位金龟婿易如反掌，然而她却偏偏拒绝了王孙公子的追求，而看中了芒鞋布衣的黔娄子。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女子在娘家毫无宗法地位，更没有任何继承权。所以女子的娘家声势地位不论如何显赫，你一旦出嫁就毫无相干，只看你夫家的情况，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娘家只是你的暂住地，夫家才是永久的归宿，女子出嫁以后都要随丈夫姓，自己根本没有独立人格，所以一生的贵贱苦乐从此决定。因此对于施良娣要嫁黔娄子，她的家人全体反对，多次劝解、告诫。无奈施良娣心志已坚，百折不回。

施良娣豪气如云地从贵族家庭的娇女，变成平民庐中的黔娄夫人，从此脱下绮罗换上布衣，洗尽铅华插上荆钗，躬操井臼，并下田与丈夫一同耕作，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穿的是自己纺织并缝纫的衣服，吃的是自己种植的五谷及菜蔬。夫唱妇随，情好无间，看花开花落，听鸟语声喧，风过林梢，月上蕉窗，过着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黔娄子》四篇旨在阐扬道家法理，由伏羲氏凭天降河图神龟显示八卦之数，而研究天地生成的道理，重在从天地运行的气教，来求得宇宙变化的理教。其内涵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数学”部分，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再化为六十四卦再成三百八十四爻，从而更衍生一千五百二十策数，作为包罗宇宙一切的事物的“常数”；另一为“化学”部分，如五行、阴阳、奇偶、顺逆、本末，始终，为构成宇宙一切的“变理”。黔娄子认为：‘数学”，总摄万物之数，是万物的“性”，“化学”以成万物之形，是万物的“质”，先天而生其性，后天而成其质，从无形而生有形，为一切事物生成演化的步骤。

开始《黔娄子》一书，由于调子谈得太高，似乎还未能与眼前事物产生密切的关连，因而也未得到大家的推崇。自从施良娣成为黔娄夫人后，挟其家学，于枕畔私语或桑荫闲话中，不断把阴阳相感，天人合一的道理灌输给丈夫，认为天地之间先有阴阳，有阴阳则再有感应，有感应则有变化，有变化再有感应，如此循环激荡，变化无穷，放吉、凶、得、失、悔、吝、忧、虞之象明了！便涵盖了古今万事万物，究察了宇宙天人之际。黔娄根据夫人的意见，对以前所写的四篇论著，加以充实、订正，加上了解人类自然的天性，洞悉其生克辅消之道，阐明了“常的无定便是变，变的有定就是常”的道理，既可验证人的“变态心理”，更可验证人的“常态行为”。于是重订的《黔娄子》四篇，立即轰动了齐鲁一带，士子们悉心研究，因它学究天人，于是奉它为圭桌；国君与卿大夫也因为它有益治国安邦之道，对于黔娄的渊博和修养非常心仪。鲁共公想立他为宰相，黔娄以立志清守，不意仕途而拒绝；鲁共公又赐他三千钟粟米，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也以无功不受禄而拒绝。所以，一般人对黔娄先生的高风亮节更加钦敬。

这种人生观和生活取向在今天这种纸醉金迷，趋炎附势的社会里是很难理解的，然而黔娄夫妇却确实是这样做的。当时连年荒旱，又逢巨风肆虐，黔娄和夫人衣食为艰，达官显贵纷纷馈赠，也被婉言谢绝，迫于生计，他们迁居齐都临淄，设馆授徒，自食其力。齐威王听说高士黔娄来到齐国，就想聘他为国卿，也遭拒绝。

黔娄虽未在齐国担任官职，但齐威王对他十分尊敬，齐国一有重大事故或外敌来犯，齐威王总到黔娄住处就教，多能化险为夷，可见黔娄不仅有德，尚且多才，可称贤人。

一代贤人黔娄先生死时，孔子的高足曾参前往吊祭，看到黔娄停尸在破窗之下，身着旧绨袍，垫着烂草席，盖的短衾竟不能蔽体，不禁为之心酸，建议：“斜尔其被则敛矣！”意思是说把衾被斜过来盖就可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娄夫人却答道：“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