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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