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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在卡普费拉，靠近尼斯，是个伸进大海的半岛。你驱车进入一个巨大的门，房子就在一条长长的美丽的砂砾车道的尽头。那儿只有管家和厨师。室内十分古朴，有许多高背椅和带涡形金框的镜子，跟埃尔顿家的完全不一样，但那儿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尽管我们的时间不多，我还是渐渐地放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嫁给了我爱的人，我成了贝克汉姆夫人。

尽管别墅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吃晚饭的房间，但让莉齐在那儿吃总有点不好，因此我要她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布鲁克林开始哭，谁去哄他？是我。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绝对出于本能。但是在蜜月的第一个晚上，让保姆和我丈夫共进晚餐合适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请保姆。

在蜜月的最后一天，大卫准备了一个惊喜。他给埃尔顿的管家袼朗打了电话，我们以前去那儿时就认识他了，请他租一条船。洛朗是个传统的法国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他说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因此在我们蜜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安蒂比斯，在那儿上了一艘巨大的白色快艇。这一次只有我们3个。这是一个像电影明星拥有的那种奢华的游艇，有两个客舱和一个大大的客厅。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因此就沿着海岸巡游，在我们左边是尼斯和蒙特卡洛，一直到意大利的边境，那儿的山脉一直延伸进地中海。

那一天晴空万里，厨师在甲板上为我们准备了诱人的烧烤，有海螯虾、对虾、海鲈。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是多么的放松啊。我现在还记得透过太阳镜看着天空中几片蓬松的白云慢慢地飘过来。突然太阳躲进云层，天空转变成了暗紫色，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一下子就遭遇了暴风雨。我想到的就是我没给布鲁克林带一件婴儿用的救生衣。尽管我们已走下楼梯到了客厅里，我们两个还是紧紧抱着他。无论这个孩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一切，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精彩的东西。我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保证他的安全。

暴风雨突然停息了，正如它的到来一样突然。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暴风雨云聚集起来然后突然爆发。

4天之后，我们飞回了曼彻斯特，大卫也恢复了训练——每天早晨25分钟和替补队员一起。真是滑稽！

当其他队员从澳大利亚返回时，大卫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我在奥尔德里·埃吉带孩子时，其他的“辣妹”都在做她们的个人专辑。甚至梅尔·B也在做专辑——当然，比起我来，她的宝宝要好带些。但我还是有被冷落的感觉。

我知道我想做些事情，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由于我对自己唱歌没有信心，我想尝试一下表演。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点被推进了那个领域：西蒙·福勒总是说我将会成为像莉斯·赫尔利那样的女演员。我很喜欢拍《辣妹世界》。无数天的起早贪黑，但是这当中充满了欢笑。尽管它受到了评论家们的指责，但是我个人感觉很好。

“辣妹”和威廉·莫里斯有很多业务往来，它是洛杉矶较大的演出中介。因此，当我可能进入演艺圈时，威廉·莫里斯在伦敦的办公室就成了明显的选择。我在那儿的经纪人是塔拉·约瑟夫。我幻想自己和布鲁斯·威利斯共同主演拯救世界的影片。或者是一部恐怖片，那样的话，至少我就不愁没有续集了。说真的，我希望有很好的演员班底和一位很有声望的导演，我不想一人担起一整部影片的重任。

自从4年前的《坦克女郎》以来，洁芮偷爆米花的那次，我的第一次试镜是为影片《查理的天使们》。

这一次我的打扮确实和剧中人物一样：我穿着一条紧身裤，尖头鞋，还有与之相配的手袋。有人给我送来好几个剧本，而只有这一个真正让我兴奋。我真的很兴奋，但也有点害怕。试镜时我得表演一个场景，镜头外有人给我说台词。这很难，听起来有点像拿气球来当足球踢。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录影带被送往好莱坞，几天后我会听到回音。我非常非常想做点什么。像我这样的工作狂，如果无处宣泄我的精力，我会变得易怒。因为我们不知道试镜几时结束，所以我们打算在我回来后去中餐馆吃饭。

当我父母家的安全门滑开时，大卫和我妈妈站在门口，这很不寻常。

我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幅定格的动画。我进了屋，休息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布鲁克林躺在他的“小桶”里睡着了，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生怕把他弄醒。我妈妈说他们有事要跟我说。大卫搂住我，吻了我一下。

“说吧，什么事儿？”妈妈让我坐下时我问她。

“好，你别惊慌，”她说，“我们受到了恐吓，有人试图绑架布鲁克林。”

立刻我的心跳加速，怦怦直响。这是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事儿。

我开始大口喘气，但没有泪水，我口干舌燥，我努力想说些什么，但一个词也没吐出来。

“警察说，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大卫说。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认为不是这么回事。有人往曼彻斯特的那个商店打了个电话，大卫以前的朋友蒂姆仍然在那儿工作，他有我妈妈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的人说他会在两星期后再打。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此人有曼彻斯特口音。警察试图追踪电话，但是电话是用超市货架上的手机打出的。我的家人几小时前已知此事，但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不是什么电话上能说的事。

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

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些关于人们被绑架的事儿，绑架者如何证明他们绑架的人还活着，比如邮寄人体的一部分，像耳朵之类的。我是这里惟一看报的人吗？但那时大卫只是搂着我，我开始哭泣。

我们不能总是呆在房子里，我们需要保安。自从巡演结束，我就没用过司机。当我需要司机时——像这次参加《查理的天使》的试镜——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就来为我开车。

找谁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弗兰克，他曾经把我们从波特兰医院安全送回家。他非常专业，开车很稳，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他。

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镇静自若、条理分明，但他能看出来我已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别慌，维多利亚，我们会处理好的。”

接下来，我给南希·菲利普斯打电话——她还在办公室——告诉她发生的事。

我妈妈正在叫外卖。

我想吃什么？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一小时后，弗兰克打电话来。

“维多利亚，你还记得道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