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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乔纳森和汉娜（温盖特）匹斯里的儿子。我的父母都是黑弗里尔地区的古老家族中健康的一员。我在黑弗里尔靠近金岭山的博德曼大街附近的一个老农场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1895年，我来到了阿卡姆，并在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师一职。

随后的十三年里，我的工作与生活既顺利又幸福。1896年我在黑弗里尔娶了爱丽丝·凯莎为妻。随后我们的三个孩子，罗伯特；　温盖特和汉娜先后于1898，1900，1903年来到世上。1898年我成为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副教授，3年后，也就是1902年，转为正教授。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来都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留意什么神秘主义或者变态心理学之类的东西。

直到1908年5月14日，这一切结束了，那种怪异的失忆症发作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曾有过一段某种简单，泛着微光的幻觉作为前兆——那些以前从未出现过混乱的幻觉一度严重的扰乱了我的思绪。我感到头痛，并且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似乎有某些东西正在试图占据我的思想。

真正的灾难发生在早上10：20，当我正在给三年级和一些二年级学生上政治经济学第六讲，过去与现在的经济趋势的时候。我的眼前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影子，并且感觉到我仿佛正置身于在一个怪异的房间，而非我上课的教室中。

我的思想和发言开始不再受我的控制，离我的课堂内容越来越远。学生们很快也发现有些不对劲。接着，我突然跌坐下来，倒在我的椅子上，不省人事，陷入了一种没有人能够唤醒我的昏迷状态。而当我再次看到白昼下的这个属于我们的正常世界时，已经是五年四个月十三天后的事情了。

不过，我从其他人那里大概知道了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被送回了位于克雷恩大街27号的家中，并且接受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尽管如此，我仍在长达大约十六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尚存有意识的迹象。

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突然睁开了眼，并且说了些什么。不管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我的家人完全被我的表情和我说的话吓坏了。尽管出于某种原因，他看起来似乎急于掩饰自己甚至缺乏一些基本常识的事实，但那个“我”显然已不记得任何有关我的身份或者过去的事情。他的眼睛怪异地盯着守在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而面部肌肉却呈现出一种完全陌生的扭曲状态。

就连“我”的言词也变得笨拙和奇怪起来。他笨拙地摸索着使用原本属于我的声带，让单词的发音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高调，就好像他完全是从书本上学会英语的一样。那些发音狂野而怪异，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好像混杂了部分难以理解的古语言和一些完全无法理解的句式。

二十多年后，当那时在场的那位最年轻的心理学家再回忆起那一切时，在那些无法理解的词句中，有一个似乎有力地证实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1908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有一个相同的词语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先是在英格兰后来又流传到了美国。尽管这词语是如此的复杂而且毫无疑问地属于一个新生事物，但即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与1908年阿卡姆镇上一个奇怪的病人口中某个令人困惑的词语完全吻合。

与此同时“我”的体力也逐渐开始恢复，但是他却需要再通过一种古怪的方式来重新学习去使用我的双手、双腿以及身体上的其他部分。因为这些奇怪的行为以及一些由于失忆造成的其他障碍，在一段时间内，“我”仍然被给以了严格的医疗看护。

当“我”发现他企图隐藏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尝试失败后，“我”坦率地放弃了继续努力，不再隐瞒，并且变得开始渴求地学习任何种类的信息与知识。事实上，在医生看来，这是因为当“我”接受了失忆这一事实后，已变得对自己真正的身份毫无兴趣了。

接着，他们很快地发现其实我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上。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科学、艺术、语言、民俗等等各个方面，不管那些东西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还是艰涩难懂的学识，统统都被“我”记录了下来。　有些时候，事情显得更加奇怪，“我”甚至是无意间就记下了那些相关的知识。

同时，他们也留意到，“我”还具备了一种无法解释的能力，似乎能够掌握那些几乎不可能被知道的知识——虽然“我”似乎更愿意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而非展示给其他人看。但是有时他的确会无意间偶然提及一些超出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黑暗时代的一些事情。而当他留意到听众流露出来的惊讶的表情时，他又立刻会声明这只是他编造一个笑话而已。甚至有两三次，“我”的这种谈论未来和过去的事情的习惯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小的恐慌。

但很快这种奇怪的不经意间的举动就销声匿迹了。可仍然有一些人认为与其说这是那些奇怪的知识渐渐消失遗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我”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罢了。事实上，“我”仍然异常贪婪的学习着这个时代的谈话、礼节、观点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就如同“我”是一个从遥远的其他国度来的勤奋的旅行者一般。

后来，当“我”一得到大学图书馆的允许后，“我”就几乎把我全部的时间花在了大学的图书馆内。不久之后，“我”又开始给自己安排一些古怪的旅行，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些举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非议。

不过，这段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为缺乏学术上的访问与接触苦恼过。我的案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家之间广为流传。在课堂上，我被当作了双重性格的典型案例——只是“我”偶尔显露出的一些怪异的症状或者一丝偷偷地嘲弄神情仍然让那些教授们有些迷惑。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结交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会面者总是会从“我”言行间感到一种模糊的厌恶和恐惧，仿佛“我”已经不再能和正常或健康划上等号了。这种恐惧和不祥的想法在我会面者之间产生了宽泛而巨大的隔阂。

甚至连同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从“我”开始用奇怪的方式练习走路的那一刻起，我的妻子就一直用一种极端厌恶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并发誓说“我”不过是一个篡夺了她丈夫身体的十足的异类。终于在1910年，忍无可忍的她向法庭提出离婚。得到批准后，她就离开了，并此后一直拒绝在任何情形下与我见面，甚至1913年我已恢复正常后也是如此。我的长子和小女儿也似乎有这种感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小儿子，温盖特；　似乎尚能克服我的转变带来的厌恶与恐惧。虽然他的确察觉到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当时只有八岁的他很快就坚信那个原来的我很快就会重新到他身边。而当我再度恢复正常后时，他立刻找到了我，同时法庭也许可了我对他的监护权。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协助我进行关于那段时间里我到底去了哪里的研究。而现在，35岁的他已经成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了。

但是我却对这可怕的一切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副躯体里的思想，声音，甚至面部僵直的表情都不属于我，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匹斯里。

我尽量不再去详细描述“我”在1908到1913年间的生活。反正读者们也可以从那些老的新闻报纸和科学杂志里了解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在那段时间里“我”拿到了原本属于我的资金，非常精明而节省的将它们花费在了旅行和在各式各样的研究中心的学习上。那段时间里，“我”到过许多极端奇怪的地方，包括一些偏远而且荒芜人烟的地方。

1909年，“我”花了了一个月待在喜玛拉雅山区。而1911年“我”却专著于骑着一只骆驼访问阿拉伯地区的那些无名沙漠。至于在那些旅途中发生了些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1912年的夏天，“我”还曾租了一艘船航行到北极，斯匹茨卑尔根岛（挪威的一个岛屿）北部，然后又带着一点失望的情绪回来了。

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我”还花了几个星期独自在弗吉尼亚州西部巨大石灰岩溶洞群中展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探险。那个漆黑的迷宫是如此巨大而复杂，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我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我”学习知识时表现出的那种反常的迅速被许多他曾访问过的大学记录了下来，看起来好像这个第二人格有着远超过我自身的智力。我也了解到他在阅读和独立进行研究等方面的效率惊人。他甚至可以仅仅通过快速翻页时的匆匆一瞥就能掌握每一页上的每一个细节。另外他那瞬间就能得出复杂算式结果的能力也称得上是可怕了。

有些时候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恶毒的报道，声称“我”拥有能够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但“我”似乎很小心地尽可能不去展示这种能力。

另一些恶毒的报告则认为我和一个神秘团体的领袖有亲密的交往；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怀疑这一切与某些可憎的古老世界里的祭师有某种不可名状的联系。这虽然这些谣言从来没有被证明过，但是“我”有些时候表现出的超常的阅读速度——毕竟你没有办法秘密地在各个图书馆中翻阅不能外借的珍藏书籍时却不让其他人知道——毫无疑问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