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
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
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
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
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
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
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
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
元朔元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势力,改变了行军路线。
计划走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后归汉。
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初,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和堂邑父逃回长安。
从武帝建元二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归汉,共历十三年。
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
张骞这次远征,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成功。
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及。
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
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此诚之谓“凿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
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
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元狩四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
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
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
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
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返抵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
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
但是,处于西域东端的楼兰、姑师(后称车师)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匈奴的挑唆下,经常出兵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旅财物,成为汉通往西域的严重障碍。
为确保西域通道,汉将赵破奴、王恢于元封三年率700轻骑突袭楼兰,后赵破奴又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线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
元鼎二年随张骞至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报告汉王朝的强盛后,增强了乌孙王昆莫对汉王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