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我架起腿,“你怎么会知道模糊呢?那是绝密事项,局外人不可能知道。”
“可我知道。我同‘组织’的上层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请你通过关系询问一下好吗?模糊系统现已完全冻结。原因我不清楚,大概出现什么故障了吧。反正不能使用那系统。使用后一旦被发现,光是受罚恐怕很难了结。”
老人又把收有委托书的文件夹递过来:
“请好好看最后一页,那上面应该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
我按其所说,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的确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出破绽。签名就有五个。实在不晓得上头那伙人打的什么主意。挖出洞来叫埋上,刚刚埋上又叫挖出!左右为难的总是我这样的下层人员。
“请把委托书全部彩色复印一份给我。没这东西,关键时候我将非常狼狈。”
“当然当然,”老人说,“当然复印一份给你。手续正正规规毫无疑点。酬金今天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束时支付,可以吧?”
“可以。分类运算马上在此着手,然后将获得的数值拿回家在家模糊。模糊要做很多准备的。模糊完毕,再把数值拿回这里。”
“三天后的正午时分无论如何我得使用……”
“绝不延误。”我说。
“千万千万,”老人叮嘱道,“延误了可就要坏大事。”
“世界崩溃不成?”我问。
“在某种意义上。”老人说得高深莫测。
“放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延误过。”我说,“方便的话,请准备一壶浓些的热咖啡和冰镇白水,再来一点可随便抓食的晚饭干起来估计很费时间。”
不出所料,实际花了很长时间。数值排列本身固然比较单纯,但情况设定的阶段数很多,计算时远比预想繁琐。我将所给数值输入大脑右半球,转换成完全不一样的符号后再移入大脑左半球。继而将移入左半球的符号作为截然不同的数字取出,打在打字纸上。这就是分类运算,最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至于转换的代码,每个计算士都各所不一。而代码同乱数表完全不同之点表现在图形上面。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一分为二)。不妨用图表示如左。
总之,只有使图中犬牙交错的断面正相吻合,才能将得出的数值复原。然而符号主们企图通过架假设桥的办法来解读其从计算机上窃来的数值。就是说,他们通过分析数值将犬牙交错的情形在全息图上再现出来。这样做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若我们提高技术,他们也提高对抗技术。我们保护数据,他们盗窃数据——纯属古典式警察同小偷玩弄的套数。
符号士们将非法获取的数据大多捅到黑市上去,谋取暴利。更糟糕的是,他们将情报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为自己组织服务。
我们的组织一般称为“组织”,符号主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工厂”。“组织”原本是私营性质的联合企业,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现已带有半官方色彩。作为内部结构,大概同美国的贝尔公司相似。我们这些基层计算士像税务顾问和律师那样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要有国家颁发的执照,任务要由“组织”或由“组织”认可的正式代理人来安排,否则一律不得接受。这是为了不使技术为“工厂”所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一旦违反,势必受到惩罚,吊销执照。至于措施是否正确,我则揣度不透。因为,被剥夺计算士资格的人往往被“工厂”招去,潜入地下当起符号士来。
我不知道“工厂”的结构是怎样的。一开始是家小型技术企业,随后急速膨胀起来。也有人称之为“数据黑手党”。在同各种非法团伙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这点上,的确和黑手党难分彼此。若说有不同之处,那便是他们只兜售情报。情报既文雅,又钱。他们将视为猎物的电脑毫厘不爽地监听下来,攫取情报。
我一边喝着一整壶咖啡,一边不停地进行分类运算。我的原则是干一小时休息30分钟。否则,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接缝便模糊不清,以致出来的数据一塌糊涂。
在30分钟休息时间里,我同老人天南海北地闲聊。聊的内容无所谓,只要摇动嘴巴说话就行,这是排除大脑疲劳的最佳方法。
“这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数值呢?”我问。
“实验测定数值。”老人说,“是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种是各个动物头盖骨和口腔上颚容积的三次原始图像所转换成的数值,一种是其发育的三要素分解,二者合在一起。刚才我已说过,我花了30年时间才听懂骨骼固有的声音。这项计算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而不是根据经验将声音分离出来。”
“那就能够人为地加以控制喽?”
“是这样的。”老人说。
“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到底将发生什么呢?”
老人用舌尖舔着嘴唇,沉吟片刻。
“发生的事多着呢,”他开口道,“实在很多。而且有的你无法想象——这点我还无可奉告。”
“消除声音是其中之一吧?”我问。
老人洋洋得意地呵呵笑了几声。“是的,是那样的。可以结合人类头盖骨固有的信号,消除或增大声音。每个人头盖骨的形状各有不同,所以不能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