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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院长的病（第1页）

五月的一个星期一，也就是圣血节那天，泽农跟往常一样坐在雄鹿客栈阴暗的角落里，随便吃一点东西。面朝大街临窗的那几张桌子和座位异常抢手，从那里可以看见仪式行列经过。布鲁日一家著名妓院的老鸨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这位老鸨因身材肥硕而被称作“倭瓜”，同座的还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据说是她的儿子，以及她门下的两位佳丽。一个患肺痨的女子有时来找泽农开一剂方子治她的咳嗽，泽农从她的数落中知道了这个倭瓜。这个青楼女子不停地谈论老板娘的卑鄙勾当，不仅侵占她的财物，还偷走她的细布衣裳。

刚才在教堂门口充当人墙的一小队瓦隆卫队士兵进来吃饭。长官看中了倭瓜的位置，命令这帮人走开。儿子和妓女们立刻照办，然而倭瓜心性高傲，不肯挪动。一个卫兵上来使劲将她拽起来，她抓住桌子，桌上的盘子都掀翻了；长官上前给她一个巴掌，在她蜡黄的胖脸上留下一道铁青的印记。她叫喊着，撕咬着，死死抓住凳子和门框，仍然被卫兵们拖出来推到门外；其中一个为了逗众人发笑，得意地用刀尖刺她。长官坐在夺来的座位上，向清扫地板的女佣倨傲地发号施令。

没有人打算起身。有几个人为了讨好，发出卑怯的冷笑；大部分人只不过扭过头去，要么低声发几句牢骚，仍只顾埋头吃饭。泽农看着这一幕，恶心得几乎呕吐。所有人都看不起倭瓜；就算有人愿意起来反抗士兵的粗暴，这也不是合适的时机，倘若谁替这位胖女人打抱不平，只能得到一阵讪笑。后来听说老鸨因妨碍公共治安而遭了一顿鞭打，随后被送回住处。一个星期过后，她又跟往常一样开门迎客了，逢人就展示她的伤痕。

院长步行走完了仪式行列，他感到有些疲惫，回到房间休息。泽农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已经知悉刚才发生的事情。泽农向院长讲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情况。教士叹了一口气，放下盛着汤药的杯子。

“这个女人是女人中的败类”，他说，“我丝毫不会责怪您袖手旁观。但是，倘若一位女圣徒遭遇这样的凌辱，我们就会抗议吗？这个倭瓜固然是那一类人，然而今天她却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上帝和天使们站在她的一边。”

“上帝和天使们没有站出来为她说话”，医生闪烁其辞。

“我并非怀疑《圣经》上那些神圣的奇迹”，教士怀着热忱说，“可是直到如今，我已年过六十，朋友，我从未见过上帝直接参与尘世的事务。上帝有他的使者。他只通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来行事。”

他走到橱柜前，从抽屉里找出两页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迹，他交给戴乌斯博士。

“看看吧”，他说。“我的教子德·威塞姆先生是爱国者，他告诉了我一些暴行的真相。这些事情，要么我们知道得太晚，那时感情已经寂灭，要么当时就知道，却被谎言削弱了。我们的想象力太弱了，我的大夫。我们有理由为一个遭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鸨忧虑，因为这些残暴的行径发生在我们眼前，然而发生在几十里之外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却不会妨碍我喝下这杯锦葵汤药。”

“院长大人的想象力足以让他的双手颤抖，将汤药洒出来”，塞巴斯蒂安·戴乌斯指出。

院长用手帕拭干自己的灰色羊毛长袍。

“将近三百名被宣布为反抗上帝和王公的男女在阿尔芒蒂耶尔遭处死”，他似乎不情愿地喃喃自语。“请读下去吧，朋友。”

“在我那里看病的穷人们早已知道在阿尔芒蒂耶尔发生冲突之后的事情”，泽农一边说，一边将信还给院长。“至于这封信连篇累牍讲述的其他暴行，都是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这些消息不胫而走。您认识的那些达官贵人在他们舒舒服服的家里，听到的充其量只是些模糊的传闻。”

“当然如此”，院长怀着忧愤答道。“昨天，做完弥撒之后，我跟教会的同僚们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我斗胆提及了公共事务。这些圣人中没有一个赞成特别法庭的目的，更不用说其手段，至少他们也有气无力地抗议这个法庭血腥的过激措施。圣-吉尔教堂的神甫不在此列：他宣称我们完全可以烧死自己的异端，无需外国人来教我们如何行事。”

“他遵循良好的传统”，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微笑着回答。

“难道我不是同样热忱的基督徒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吗？”院长大声说。“我们一辈子在一条华美的大船上航行，不可能不憎恨那些啮噬船体的老鼠。然而，无论是施刑者，还是那些像赶去看戏一样趋之若鹜之辈，还是遭受刑罚的人，火焰、镣铐和坟坑只能让他们的心肠变硬。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就这样显得像义士。没有人在乎，大夫先生。暴君想方设法以替上帝复仇的名义，大肆屠杀我们的爱国者。”

“倘若院长大人认为这些死刑能够有效地帮助教会恢复统一，是否就会表示赞成呢？”

“不要诱惑我，朋友。我们的教父方济各是为试图平息世俗的争端而丧生的，我只知道他会赞同我们佛兰德斯的贵族们为达成和解而作出努力。”

“同样是这些老爷，特伦托主教会议上宣布将异端革出教门，他们还以为能请求国王撤销这个布告呢”，医生怀疑地回答道。

“为什么不呢？”院长高声说。“军队看守的这些布告凌辱了我们的公民自由。一切不满者都被贴上新教徒的标签。上帝原谅我！他们甚至可以怀疑这个老鸨本人也有信奉福音主义的倾向……至于主教会议，您跟我一样明白，王侯们隐藏在内心的意愿对那些磋商有多大的影响。查理皇帝关心的首先是帝国的统一，这也自然。菲利普国王考虑的是西班牙至高无上的地位。唉！一切宫廷政治不过是诡计和反诡计，滥用词语和滥用武力，我倘若不是早年就察觉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发现自身有足够的虔诚，让我放弃俗世转而侍奉上帝。”

“院长大人也许遭遇过重大的挫折”，戴乌斯博士说。

“非也！”院长说。“我是颇受主子器重的朝臣，我虽不才，在谈判中却屡屡表现不俗，我也是幸运的丈夫，有一位虔诚而善良的妻子。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可以说上天对我格外眷顾。”

他的额头上渗出汗珠，医生看出这是身体衰弱的症候。他转头看着戴乌斯博士，神色凝重：

“您的意思不会是在您那里求医的老百姓对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抱有同情吧？”

“我既没有说过，也没有注意到过类似的情形”，塞巴斯蒂安谨慎地说。“院长大人并非不知道，如果有些人持有会招惹麻烦的见解，他们一般都懂得保持沉默”，他语带讥诮地补充道。“的确，福音书所宣扬的节俭对一部分穷人不乏吸引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的天主教徒，即便只是出于习惯。”

“出于习惯”，教士痛苦地重复道。

“对我而言”，戴乌斯博士等院长的情绪平静下来，才用冷峻的语气说下去，“在这一切之中，我看见的主要是人类事务永无休止的混乱。天性善良的人们憎恶暴君，却无人否认国王陛下是尼德兰的合法统治者，他从一位祖先那里得到尼德兰，而这位祖先是佛兰德斯的继承人和偶像。且不论将一个民族像一只橱柜那样作为遗产留给后代是否合理；我们的法律就是如此。那些为了蛊惑人心而自命为叫花子的贵族不过是些雅努斯：对于国王而言，他们原本是附庸，现在却是叛徒；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是英雄和爱国者。另一方面，王公之间的阴谋诡计和城市里的纷争愈演愈烈，致使很多审慎之辈宁愿忍受外国人的盘剥，也不愿承受破产之后的乱局。西班牙人野蛮地迫害所谓的改革者，然而大多数爱国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改革者以清苦的习俗自矜，然而他们在佛兰德斯的领袖，布雷德洛德先生却是一个酒色之徒。女总督一心要保住她的地位，答应取消宗教裁判所，但同时又宣布成立另外的司法机构，以便将异端分子送上火刑堆。教会出于仁慈，坚持让那些在最后时刻忏悔的人只被简单地处死，却因此助长了让那些不幸的人发伪誓以及滥用圣事。而在福音派信徒方面，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杀害再浸礼派信徒可怜的残余。列日的教权原本应该支持教廷，却一面公开出售武器给国王的军队，一面私下贩卖给叫花子，从中牟利发财。人人都憎恶为外国人卖命的雇佣军，尤其是这些人因为薪酬菲薄就试图从市民身上得到补偿，然而强盗团伙纵横乡野，趁火打劫，市民们不得不要求长矛刀戟的保护。这些市民十分珍视自己的特权，原则上不满贵族和王权，然而异端分子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下层民众中招募的，任何市民都憎恨穷人。在人声鼎沸里，在刀光剑影里，不时也在金币清脆的声音里，我们最少听到的，是那些被毒打、被酷刑折磨的人发出的叫喊。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院长先生。”

“在做大弥撒时”，院长忧伤地说，“我（按照惯例）要为女总督和国王陛下的福祉祈祷。为女总督，还说得过去：夫人算得上一位善良的女人，她在劈柴和木墩之间寻求妥协。但是我应该为希律王祈祷吗？应该请求上帝让格兰维尔红衣主教在他的隐居之地安享天年吗？何况他的退隐是假装的，而且他从那里继续烦扰我们？宗教迫使我们尊重合法权威，对此我并无异议。然而权威也是可以下放的，越到下层，它的面孔就变得越来越粗俗鄙陋，几乎看得出我们的罪行留下的奇形怪状的痕迹。难道还要我为瓦隆卫队的灵魂得救而祈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