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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六人也是植物（第1页）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机缘呢？

刘汉香没有想到她会碰上老梅。在这个城市里，除了那个“他”，刘汉香一个人也不认识。这就像是把一个河沟里的小鱼儿扔进了大海，在呛了几口海水之后，她实在是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结果是她碰上了老梅。

这个老梅大约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个子瘦瘦高高的，头上戴着一顶发了白的蓝帽子，穿着一身很旧的中山服，两只胳膊上还缀着毛蓝布做的袖头。他慢吞吞地走在园艺场的林子里，每当他走过一棵树的时候，他就会停下身子，喃喃地对树说：“你好啊，兄弟。你好。”接着，当他走到一棵小树前的时候，他会拍拍那树，亲昵地说：“你好啊，年轻人，你好。”而后，他会不时地扬一扬头上的破帽子，跟遇到的每一棵树打招呼……那神态实在是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也差不了多少。

刘汉香就是在园艺场的林子里遇到他的。她在这座城市里整整游荡了一夜！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几乎是因了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阴差阳错的，使她顺着马路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个设在郊区的林科所……等她方便过了之后，她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幽静的、地上落满黄叶的园艺场。她在一棵银杏树下久久地伫立着……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忧伤呢？”

蓦地，她转过脸来，看见了站在她身边的老梅。那一句“孩子……”就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她竟然一下子扑在了老人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老梅说：“我知道，你是想跟树说说话。人都有烦心的时候，烦了，就跟树说一说。树也有心，树比人好。”

哭了一阵，心里好受些了，刘汉香说：“我要变成一棵树就好了。”

老梅说：“你变不成树。树从不流泪，你见过树流泪吗？”

刘汉香说：“树不是人种的吗？”

老梅说：“最早的时候，树不是人种的，树是大自然的馈赠。人一代代地砍树，所以上天才罚人种树，人离不开树。”

刘汉香就问：“老伯，你，你是干什么的？”

老梅说：“我嘛，我就是一个种树的。”

此后，使刘汉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近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贴骨贴肉的近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陌路？而萍水相逢，仅仅是一面之交，又怎么会一下子融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而且，她这样一个单身的姑娘，面对一个老男人，怎么就敢在这个林科所住下来了……说起来，这真像梦里一样。也许，他们两人都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不知根底也不用着意防范什么的对话者。

也是住下之后她才知道，老梅曾经是这个林科所的所长。老梅在园艺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摆满了栽种在盆子里的植物，那些盆景或大或小，千奇百怪，那些栽在盆子里的植物也各有各的造型，各有各的姿态，一处一处都曲曲虬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微缩了的小型植物园。

当刘汉香呆呆地看着院中的这一切的时候，老梅却淡淡地说：“不用看了，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刘汉香说：“错误？”

“是，错误。”接着，他说，“姑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好人。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

听了这话之后，再看那一处处盆景，刘汉香就觉得这院子里的植物挺冷清的，像是很久没人管理了，长荒了，的确是有些废园的味道……可她仍是不能理解，那些盆景，看上去一个个造型都是很奇特的，怎么会是错误呢？不过，这老头说话的语气，倒是让她觉得亲切。他居然说他不是一个好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还是林科所的所长，他竟然会擀面条！这顿午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她插手，自己亲自下厨房和的面，擀的面条。当刘汉香要去帮他的时候，老人说：“和面、擀面、切面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不要剥夺我的幸福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刘汉香不由得笑了。

老人的刀功很好，面切得很细。没用多少时间，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来了，上边漂着一层油浸的葱花。也许是饿了，刘汉香吃得很香。吃饭的时候，老人告诉她说：“孩子，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一个人善良不善良，从眼睛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你心里有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留下吧，在这儿多住几天。况且，你跟我这个老头挺投缘的。咱们也可以说说话。”接着，老人又说：“话是有毒的。有时候，声音就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会伤人。特别是藏在心底里的话，熟人是不能说的。你给熟人说了，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只能给生人说。其实，所谓的陌生，只是一种距离，就像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双方不在一个空间里存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戴‘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