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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用词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早期岁月。那时，科学家面对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样的动机，一样的紧迫感，一样的感受。只有科学家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人们对核武器的厌恶才会带来有序的新世界。爱因斯坦的逝世，在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科学家的精神领导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罗素只能在英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美国，就要由鲍林来举起这面旗帜了。

已经到了1956年，根据鲍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核弹和放射性尘埃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地查阅政府的报告、有关核战争的书籍、关于遗传机理的科研文献以及人们对核武器试验的见闻等等，夜以继日地寻找着有关的真理。

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为了消除公众的担心，声称大家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自然状态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们说，在这种“基底辐射”的基础上，由于核试验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无论怎样说，低剂量辐射与人类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资料。6月，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一次内科医生的会议上保证，到那时为止，所有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尘埃总量，使每一个具体的人受到的额外辐射量，并不比一次X光胸透更大。他说，有人声称，核试验污染了大气，将来怪胎会增多，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鲍林认识到，原子能委员会对有关资料的解释是片面的，因为它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总体的人群上。低剂量辐射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不对人口总体作测算，这种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鲍林说，如果认为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总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辐射造成的——作为遗传学证据，这是一个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质疑的假设——那么，因核武器试验使其基底辐射增大1％，就会造成每年多生出来15000名畸形胎儿。个人承受的危险较小，但总体上累积起来就是15000名畸形婴儿，这一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一类数字。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不肯提供确切的资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只好埋头于分析放射性尘埃的情况。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众就越感到放不下心来。铀弹爆炸以后，其外层物质生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放射性产物，其中一种则很快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警觉：锶90。这是一种生存期很长的同位素，在原子试验以前，地球上从未看到过。锶90很像钙，因而就特别危险。研究人员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过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锶90就会被青草吸收，牛吃了这种草，就会通过牛奶传给人体，沉积在人体骨骼中，特别是正在发育的儿童骨骼中。锡叨一旦进入骨骼，就发生衰变，从而使周围组织受到辐射。在1956年这一年中，鲍林和另外一些科学家为千百万户家庭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试验一枚核弹，不再是本国的事情；它的影响会随风飘散到整个世界的四面八方。

鲍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其范围已不只限于发表一些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他参加了科学社会责任学会。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和平主义左翼团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跃在人权领域，曾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宣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违背了美国宪法；他还积极发起成立美国人自由公民委员会。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华盛顿，这一次是以友好证人的身份作证，在一个根据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而成立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前，说明他在护照问题上受到的种种阻挠。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长久以来一直反对麦卡锡的托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组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听证会，鲍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闻媒体上（《帕萨迪纳报》的醒目标题是：“鲍林诉说国务院‘荒唐事’”），照例又引来了一系列反应。富尔顿·刘易斯是一家保守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很密切，他攻击鲍林的证词有偏见，因为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阵线的活动，并且历数了一长串这类活动的名称。第二个月，相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国会的另一部分中有一个名叫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机构，它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共产党：是何物？干何事？——美国人必读的手册》。书中罗列了82名“共产党阵线最为积极的典型的倡导者”，鲍林是其中之一。看来，诺贝尔奖也决不是抵御政治迫害的挡箭牌。

鲍林还发现，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时又一次演化成公开的咆哮。由于鲍林的缘故，两名董事会成员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后辞职；此时，约翰·麦科恩这位南加州国防工业方面飞黄腾达的人物，带头发难要求驱赶这个颇有争议的科学家。杜布里奇坚定地执行他一贯采用的方针：在公开场合，支持鲍林发表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在核试验问题上，杜布里奇本人对其军事上的价值也持怀疑的态度——而在私下里，对他手下这位桀骛不训的系主任施加压力，让他降低一下讲话的调门。

鲍林的朋友们又一次构筑了为他辩护的防线。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哈罗德·乌雷称鲍林是一位“极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还向公众揭露，鲍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剥夺了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提供的资助。比德尔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杂志上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为鲍林辩护。他称赞了鲍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诚审查的制度。然后，他尖锐地声称：“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学术自由含义的院长，为此我感到骄傲……董事会没有在疑心病前低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甚至鲍林手下的办事人员也站出来为他辩护。其中有一位秘书到当地一家百货公司采购物品，与营业员聊天。当这位营业员得知她在为莱纳斯·鲍林工作时。问道：“您是为那个共产党分子干活的？”

“不，他不是共产党员，”鲍林的这位秘书答道。“如果说有人清楚的话，那我应当最清楚，因为我分管他的私人档案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在他的往来信件中，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扔下了原想购买的东西，愤然离开了商店。

鲍林此时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对于杜布里奇关于学术责任之类的谈话也已经习惯。无论在私下里谈话，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他都说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张政治上的急进冒险主义，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中散布左翼思想。与此相反，他劝学生们听一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年轻人应当成为数学家，老年人应当是政治家。”

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为了和平和结束核弹试验而奋力抗争着。

先天性白痴

鲍林政治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亲自掌管研究组蛋白质结构的课题，对核酸结构不时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他终于与科里一起，对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结构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在每一对碱基中增加一条氢键——同时，他最后完成了对教会实验室进行装备的艰巨任务。

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将化学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可能会得到哪些发现。利用他创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来解释镰状细胞贫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尔摩时，甚至还听到有人议论，能不能考虑授予鲍林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的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镰状细胞的研究极为重要，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可以得益于与此相似的分析。虽然依泰谱新近离开帕萨迪纳去国家医学研究院工作，他将非正常的血红蛋白这个课题带走了，但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用分子模型进行研究。鲍林简要地考虑了一种攻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计到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他曾想到过肌肉营养不良症，然而他最终决定还是不碰这个课题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经读过一些有关大脑生理的资料，特别关注具体分子参与大脑功能活动的方式。无意中他读到了对一种少见的生化缺陷的论述，这是由于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失调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这种物质以及其他有关的成分。不知何种原因，这种生化失衡现象就会导致思维障碍。这一疾病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苯丙酮尿症（PKU）。

鲍林读到这一材料后，马上就想到，这种情况是因为缺少一种酶而引起的，这种酶有助于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分子型疾病。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研究工作的切人点。也许他能够证明这是由于一种酶的缺失引起的结果，要是能将这种缺失的酶分离出来，就可进行专门的研究、“当然，不能奢望这类研究就能马上得到医治这种病症的方法——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获取与大脑疾病的本质有关的基本信息，这对以后寻找新的医疗方法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在给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这样写道。后者当时是加州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一位统计师。

苯丙酮尿症将一种特殊的酶与一些严重的认知障碍性疾病联系起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敞开了大门：在分子学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鲍林请摩根帮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这位表弟则介绍他认识了医疗中心另外几位精神病专家。这些专家有可能向鲍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生化异常症状的资料。鲍林发现，精神性疾病在美国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占的比例也许有10％，然而谁也没有根据他建议的思路作过实验的尝试。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对大脑工作的机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发现。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医院安排了鲍林与几位当地精神病专家的会见。这家医院是洛杉矶地区专门医治精神病的机构。鲍林的这次访问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他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住在那里的全是智力迟钝或有精神缺陷的儿童。有些小家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软骨营养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着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碍。鲍林一向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么多人因失去这种能力而造成的后果，他在内心深处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讲话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为和动作则非常怪异，这些典型的生理症状反映了思维过程的内在功能已丧大。人类智力的丧失乃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他相信，这是双螺旋受到损害或酶功能失凋造成的结果，这是构成分子的部件发生错位而给大脑带来的危害。他可以帮助找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他也许能够治疗或预防至少是其中某几种疾病。

这家医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数是先天性白痴，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该院治疗部主任认为，这类病症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传性缺陷引起的。他对鲍林说，这些父母本人也许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可以从某些特定的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耳朵、双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还告诉鲍林，这同样是一个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领域，他们医院中有几百个先天性白痴，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鲍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访这家精神病医院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额资助的报告，请求福特基金会提供80万美元，以便在分子学水平上对精神病作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钱将用于寻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异常酶，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种诊治这种疾病的简单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将涉及到运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检测这种疾病的病程；还有一部分钱将用来研究造成先天性痴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异常的机理。

鲍林虽然没有争取到所需的数额，但他提出的资助要求仍然得到了慷慨的回报：第二年春天，他得到通知，福特基金会将向他提供为期五年总数为45万美元的资助。这是又一笔巨额的资助，也是将鲍林在化学上的观点推进到一个全新领域所作的又一次开创性努力，同时也是最新的一个证据，表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和化学工程系在世界上最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

但是，全校引起的反应却异常平静。鲍林的研究组人员，新来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曾经帮助过他开展蛋白质研究，因而完全懂得鲍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较早时候被诺伊斯雇用的那些教师，对此事却持嘲笑怀疑的态度。从这样一些智力迟钝的儿童身上收集尿样，这与化学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医学研究的领域，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为什么要在医学研究上多管闲事？诺伊斯曾经建造了物理化学的殿堂，而鲍林作为系主任却要把这座大厦毁掉，竟然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愈来愈离谱的事情上。请看一下教会实验室工作场地安排的情况吧。那些宽敞的新套间全被用于免疫学研究以及现在即将进行的医学研究课题上，至于那些坚持科学核心领域中工作的物理化学家和分析化学家，只能拥挤在年久失修的盖茨实验室和克莱林实验室大楼里。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心同中，鲍林打破了化学系的平衡。再说，其中还有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鲍林雇用的许多人都服服贴贴地支持他研究的目标，善于独立思考的人都走了，捞到这些工作岗位的都是一些实验技术也懂一点然而决不是教授材料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是左翼思想浓厚的医生，他们也被雇来认事他的医学项目的研究。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眼里，在新近雇用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就是杰克·罗伯茨，这是一位在有机化学领域里正在升起的新秀，他十分熟悉核磁共振的使用方法。罗伯茨是这些老资格教授可以相处的一个新人。

化学系内部的抱怨反映到了杜布里奇的办公室，杜布里奇抱着同情的态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并不反对有关精神病研究的课题，尽管他也认为这是远离化学核心基础的研究。不过，他真的非常担心鲍林在化学系系主任这个位置上总体的表现。鲍林似乎不再关心他这个系的事情了。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似乎不再置身于加州理工学院里一样，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全国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经排得非常紧张的政治性和化学学术性讲演外，现在还要去各式各样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团体作报告。而在这里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受控制了。此时，正值弗洛伊德主义及其繁复的分支盛极一时的岁月，许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扎在患者的经历中，而不是扎在分子中。1956年5月，鲍林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发言，触犯了与会的许多听众：“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精神病源出于化学。”接下去，他又特别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认为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结果。在此之后的提问阶段，他又承认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是凭自己的“直觉”进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