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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负有非常严肃的责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们是否犯了什么错误。”鲍林回信说，他这些意见是在一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随口说出的，利比可以查阅他公开发表的报告，他曾根据对食物链中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计进行过计算。

对辐射引起伤害的程度进行估计，当然不能把话说死。况且，有关数据都是根据初步的科学调查测算出来的，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领域里的估计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鲍林在1957年写道，“但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最坏处看想，决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痹自己。”为了引起全国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视，鲍林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不厌其烦地将他这种从最坏处着想的观点广为宣传，几乎使其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地步。

原子能委员会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但强调了与之相反的极端，只谈少数人可能面临的风险，目的是向公众保证，核试验带来的危险性并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表更大。

事实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鲍林基于总体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估计——核试验将会导致成千上万个婴儿患有先大性毛病——对公众的影响更大。1956年秋天，大多数美国人还不赞成禁止核试验，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要是其他国家也答应，就应当禁止核试验。

鲍林感到风向已改变，因此，5月15日，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纪念日集会上，发表了一篇火力很猛的反核演说。他谈到了变异基因与镰状细胞贫血症和苯丙酮尿症之间的联系，并将这种变异现象日益增多的危险与放射性尘埃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同时还引述了施韦策的呼吁。他对与会听众说：“我相信，谁都不应当成为完善核武器这一研究项目的牺牲品。”此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结束时，他引用了他本人非常喜欢的一段富兰克林①话：“如今，真正的科学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有时候我甚至后悔自己生得太早了。我们无法想象一千年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天哪！但愿道德科学能够得到理性的发展，以至人与人之间不再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人类最终将学会做真正的人，尽管他们今天还不够格。”在场的师生员工都站了起来，长时间地欢呼和喝彩。散会后，听众将鲍林围了起来，他们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有益的事。

①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曾参加起草美国独立宣言（1776），出使法国（1776—l785），缔结法、美同盟，与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和约，参加制宪会议（1787），研究大气电（1746－1747），发明避雷针。

那天晚些时候，鲍林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教师聚在一起，拟定了一个计划。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康顿，另一位是生物学家巴里·康门纳。鲍林在全国各地与人们交谈，得知科学家对核试验的危险已形成共识，然而许多人不敢讲话，因为政府对不同政见人士采取了压制的方针。原子能委员会故意缩小核试验危险的策略也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鲍林在康顿和康门纳的帮助下，决定采用请愿的方式呼吁停止核试验，让大家听到科学家的声音。三个人各自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然后又一道商量，决定采用鲍林的行文比较简明、语气也比较温和的文本寄出去，标题是“美国科学家致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呼吁”。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美国科学家，郑重建议，现在就签订一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呼吁书的开头语。在接下去的五小段文字中，说明了核试验的长期危险是使遗传变异现象增多（行文有意不提一些更有争议的影响，如癌症等）；警告人们注意核扩散的危险；建议将禁止核试验作为裁军的第一步。呼吁书结尾部分称：“我们和全国同胞一样，深切地关注所有人的福祉。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因此有特殊的责任让大家也了解这种危险。我们认为，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立即签订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那天晚上，他们将原稿重新打印，油印了好几百份，然后寄给他们认为有可能签署的科学家。短短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就收到二三十个人的签名，其中就有马勒①，他是全国最受尊敬的遗传学家之一，也是放射性具有遗传变异作用的发现者。这还仅仅是个开始。鲍林将这件事情带回帕萨迪纳。在此，他在爱娃和另外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又将请愿书抄写了几百份，寄给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实验室。几个星期之内又征集到两百多人的签名。

①马勒（Hermamn　Muller，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认为基因是生命的基础，证明X射线可诱发突变，获1946年诺贝尔医学奖。

鲍林欣喜若狂。在这些签名的人中，包括了国家科学院五十多名院士，有些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相当多的人是重要的遗传学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人避免表态。有些学者不喜欢呼吁书中某一具体的观点，有些学者则认为，科学家一般来说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总体的反应令人鼓舞地表明，美国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6月3日，鲍林向媒体发表了请愿书，同时向联合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送了抄件。

十年以前，为了禁止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从那时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科学家热烈的响应。鲍林这份请愿书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政府官员和报刊评论员都急于弄清楚禁试辩论中出现的这一突发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鲍林抓住这一时刻，使这一事件更具戏剧性色彩，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医学节目中告诉从事采访的记者，放射性尘埃在今后20代人中将会给20万名儿童带来精神障碍或身体缺陷，100万人将会缩短五到十年寿命。

很快就有人起来贬低鲍林的请愿，并对请愿书作者散布怀疑情绪。请愿书正式发表后几天，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我已注意到，有许多例子表明，有些科学家似乎喜欢离开自己内行的专业领域，参与这场有关核试验的争论，看来，很像是一次有组织的事件。”美国报刊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和负责撰写社论的编辑非常敏感，‘有组织的事件“就意味着”受到共产党的驱使“。格罗夫斯将军谈到鲍林的专业时说：”除了他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心怀何种目的。我决不会请足球教练谈论如何管理一支重要的棒球队。“

接下来的一步也就可想而知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众议院会议上诋毁鲍林为苏联宣传；几天以后，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唤鲍林，要求他说出请愿书背后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撑腰。“能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在华盛顿的一些代表受到一点教育，本人将乐于奉陪，”鲍林这样对记者说道。华盛顿的政治论坛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参议员克林顿·安德逊和林登·约翰逊正式举行原子能问题的联合听证会，他们不希望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姆士·伊斯特兰德在他们的问题上插手。在安德逊与伊斯特兰德“摊牌”以后，鲍林到国会出庭的事就无限期地拖下去了。

也有几位科学家对请愿书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伯克利的两位受人尊敬的化学家，肯·皮哲和乔尔·希尔德布兰德，公开指出，在鲍林的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中，对放射性的影响真正内行的人不到1％。这就促使鲍林作出了反击，他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实际上都是与核试验问题相关的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请愿书是根据放射性专家公布的研究结果作出判断的——就拿我本人来说，鲍林提醒记者道，我就得益于希尔德布兰德和皮哲作出的判断和试验。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仍然千方百计淡化核试验的危害。在请愿书发表后几天，利比再次提醒国会的一个调查组称，与人们每天承受的辐射量相比，与美国一旦拱手相让原子武器的优势可能带来的毁灭相比，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险是“微不足道的”。

鲍林6月11日动身赴欧前，又再次反击。“当利比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其他代表人物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表一系列误导公众的声明时，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保持沉默。”他对记者说，他将与另外一些人联系，帮助他起草一份新的请愿书——这一次，他要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签名了。

看来，鲍林的请愿书确实已经让美国政府处于被告的地位。在伦敦，谈判已经开始，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商谈禁止核试验问题了。这在一两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公众舆论已经公正地倾向于鲍林的一边。鲍林开始抱有这样的希望：1957年夏天也许就能达成一项禁试协议了。

第一次出访苏联，成了鲍林这次欧洲之行的高潮。多年来，他一直希望亲自考察一下苏联人实验的具体情况，因此，当他接到邀请，与另外九名美国科学家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生物化学会议时，他欣然接受了。在访问期间，鲍林还一直担任发言人的角色。他打算在自己的生物化学报告中，简要地回顾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那时，这一理论在苏联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还是官方的信条——然而，一位翻译企图要他相信，在会上鼓吹西方遗传学将铸成大错，对此鲍林非常恼火，压根儿就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事实与此正好相反，当他在会上直接批评李森科的思想时，他发现在场的俄国人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除了作一些专门的学术报告外，鲍林还在莫斯科的一个礼堂里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讲演，录制了一篇供电台广播的有关和平问题的发言，其中公开反对核试验。他和爱娃还抽了一些时间旅游和观光。他们发现，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他们来说，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惊奇地感到，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岁时在东俄勒冈时的回忆，”鲍林说。“俄国人看来很像美国人——当然，不是像美国东部纽约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长在西部的真正美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更加渴望着和平。”

另外，那里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鲍林在莫斯科会议上碰到了一位德国病毒学专家。这个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盘缠都忘在出租车上了，情绪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车司机赶来了，把这些失物还给了他，并再三致歉没有早一点送来。人们表现出来的诚实，科学家在苏联受到的热情接待，这些都给鲍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林发现，科学家是“顶尖人物”，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受人们尊敬、工资收入最高的职业。这也是优越的理性社会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次访问带有官方的性质。他没有见到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立的“精神病医院”，也没有人请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劳改营里的情况。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国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前反核试运动还如火如荼，此时却突然偃旗息鼓了。

鲍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出访苏联期间，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被媒体炒作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德·特勒，出面为原子能委员会辩护，使许许多多的人相信，为了完善一种“干净的炸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特勒是一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吃尽了苦头。他坚信，要是不发展核武器，俄国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征服世界，他认为他本人有责任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特勒还说，一种干净的炸弹，在其爆炸的过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变，因此几乎不再会有放射性尘埃。他对艾森豪威尔讲，这样的炸弹在战场上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工具，既可以杀伤敌军士兵，又不会飘散出放射性物质，甚至也没有损坏设施和建筑之虞。他说，这样一种炸弹，如果允许继续作试验，那将用不了四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干净的炸弹，作为一种宣传，让人们不再担心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鲍林说。一方面，有人寄希望于这种放射性尘埃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苏联的谈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协，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伦敦进行的核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一些新问题——小石城发生的种族骚乱，苏联人造卫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么关心核试验问题了。

秋天，几个主要的大国利用这一形势，竞相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爆炸的核装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数量要超过两倍多。苏联的人造卫星刺痛了美国政府，使它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人造卫星证明了苏联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射核弹头的技术。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美国宣布将在1958年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试验。

人们对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鲍林为此深感失望。为了应付这种具体的情况，他开始动笔撰写一些科普文章，论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涉及到那么多的灰色区域”——另一方面，鲍林继续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

1957年秋天，他陆续收到许多科学家的签名。鲍林注意到，其中欧洲科学家的反应非常热烈，因此，他查阅了科学家人名录，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签名。他雇用了一个兼职的秘书，并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他的报酬。这个人负责打字。油印、翻译和邮寄请愿书等。鲍林和爱娃还亲自动手，同时又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帮助。他最终可以确信，不但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正在争相传阅他的请愿书——具体地说，鲍林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在48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至少有一名科学家签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对无误。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经征集到43个国家中九千多人的签名，其中许多人属于东方集团的国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未签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劳伦斯·布拉格爵士，他给鲍林来信说，他没有签名，只是因为“我才疏学浅”；还有一位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写道，“亲爱的莱纳斯：关于您11月6日的来信以及随函附上的请愿书，也许您能想象到，我从心底里不喜欢您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愿望就是您这一举动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不过，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数量已经足够了，其中有3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百上千位来自我们这个星球上许多较高水平学术团体的著名人士。这就保证了这份请愿书具有鲍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让世界的注意力转到禁试问题上。

1958年1月13日，鲍林出席了在纽约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借机将附有全部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萨尔德。随后，他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