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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第1页）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费玛来了灵感，他说了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故事说的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他被征召上前线去服预备役，他同一位画家和两位大学教授被抛在阿尔诺纳区边上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军方发给他们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部野战电话，并告诉他们不能睡着了。在相邻的那座山上，一些约旦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和一顶机枪。他们从容不迫地做着这一切，就像军营里的童子军。他们准备就绪了，就趴下来，向费玛和他的伙伴们开火。“你们能猜到，”费玛问，“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吗?不，不是逃跑。也不想开火还击。不。干脆给警察局打电话，向他们告发这里有一群疯子正在朝我们射击。尽管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座山上有人。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朋友还是熟人?我诱奸过他们的老婆吗?他们到底对我有些什么了解呢?我得叫警察赶快到这里来把他们修理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国土报》上有条新闻，似乎暗示着政府立场稍稍有了一些缓和。是一种标志政府方面愿意重新思考官方路线中至少一个要素的信号。费玛从中看出对他关于小型运动理论的一种认证。因此，他将革命委员会召集到茨维卡在斯科普斯山校区[1]的讨论课教室，在早晨开一个短会。他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飞赴突尼斯的计划。和平进程这次绝不会按贝京和萨达特[2]的风格以歌剧序曲的形式开始，而是一开头就要求双方都做出一些小姿态，这样或许能渐渐打破仇恨与愤怒的障碍。或许能够触动情感缓释的第一阵震颤。是乔伊斯的涟漪，不是莎士比亚的碎浪。不是剧烈变革，而是向性运动。建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意帮助解救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要么是也门的。我们给他们的突尼斯总部写封感谢信，借此在僵局上打开一条裂口。茨维希望美国方面来施加压力，这是错误的。尤里·格芬坚持认为形势在有所改善之前必定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观点也绝对是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表明，温和的左派虽然不说，但都倾向消极坐等，指望现实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而不愿站起来干点事情。哪怕是有限的事情也好。

他突然觉得非常渴望尤里站在眼前：他宽阔的双肩，他讲的笑话，他深沉亲切的笑声，他那年轻领袖的风度，他还有个庄稼汉式的习惯，就是搂着你的双肩，朝你的肚皮就是一拳，一边说着：过来，你这个萨尔曼·拉什迪[3]，你最近都躲到哪儿去了?然后，他偷偷摸摸地擤擤鼻子，又引人注目地将鼻子挤上一挤。你上一次换衬衫是在什么时候?是参加本·古里安葬礼那时候吗?然后又是老一套：好啦，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接着干吧，就基督教各禁欲派给我们做个讲座吧。但首先请吃一片熏火腿。怎么，你在我们面前变成穆斯林了?

对尤里温暖的声音和身体的渴望使他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想把自己苍白的手指放在他朋友那长满斑点、就像石匠那样粗糙的大手上，他想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让讨论每到一个论点都弄上几个出人意料的来回。就像三周前在克鲁泡特金家一样，当舒拉谈到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时，费玛打断了她，让在座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辩论说，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宿怨只不过是一个上百年的事件，仅仅是土地之争，然而真正的危险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犹太人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尽管渴望尤里，但费玛却希望他仍然留在罗马。他拨了尼娜办公室的电话，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最后，秘书给他接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尼娜那种被香烟烧焦了的声音：是啊，费玛，但请你长话短说，我正在开会呢。他试图引诱她晚上一道出去，到猎户座电影院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影片的晚场。前两天晚上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最佳表现。你到时就能看得出来。我保证。

尼娜说：

“真是巧了，我今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过，你可以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到时我们再看情况。同时，费玛，你数数看你脚上一共穿了几只袜子。”

费玛并没有生气，而是在那里讲开了，他对她叙述他的新作要点，就是那篇关于道德的代价及背离道德的代价的文章，对她讲述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代价”一词的不同理解。尼娜打断了他的话：这会儿我们恰巧在开会，屋子里全是人，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吧。他打算问会议是不是在讨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的问题，但他想了想，还是作罢，说了声再见。他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电话，跟他讲昨天晚上他针对他的文章所写的那篇文章。他暗暗希望打一场漂亮的电话胜仗：只消四五步就把他将死。可是茨维正要去上课，他已经迟到了。费玛，我们何不改日再谈呢?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报上读到你的新福音时再说吧。

他猛然想起要给父亲打个电话，给他读一读有关印度的材料，迫使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他落下了一只袖口链扣。除非萤火虫确实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他决定最好还是放弃给巴鲁赫打电话的主意，免得他纠缠。

没有其他可以通电话的人了，费玛于是又在厨房里待了几分钟，一边拈起早餐时丢下的面包屑，以保持厨房清新的面貌，一边欣赏着熠熠生辉的新水壶。只要有一点意志力，他想，只要有一点精力，只要有一点苦干精神：掀开新篇章并非那么困难。得出这个结论后，他给约珥打电话。他希望接电话的不是特德。他把自己交给即兴灵感，灵感会把语言放到他的嘴巴里，告诉他该对她说些什么。

“这必定是心灵感应，”约珥喊了起来，“我正打算叫特迪给你打电话呢。你只比我们超前还不到半分钟。是这样，特迪和我要到飞机工业部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不知道具体要到什么时间。我们家的邻居会把迪米从学校接回来，并在剩下的时间里照看他。你能不能帮帮忙，下班后把他从她那里接回来?然后安排他上床睡觉，照看他，直到我们回家，好吗?你要留意他到时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口袋里我们家的钥匙没有丢。要是没你我们可就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特迪这会儿正在楼下喊我呢，他说他们已经过来接我们了。你真好。我走了。万分感激，我们夜里见。如果他睡不着，你可以给他服半片安定。冰箱里什么东西你喜欢就尽管吃。”

费玛喜爱“我们夜里见”这句话，好像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的许诺。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竟如此得意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开始整理床脚旁边的那一摞报纸和积满灰尘的杂志。他的目光落在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4]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上，于是便读起来，一边思考着犹太起义[5]的失败。他认为，作者用我们当今时代来做类比可谓新颖独到，如果说在某些方面还过于简单化的话。

上班途中，他看到车上有一个妇女，是从某个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正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哭泣，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就是她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在那里安慰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他那样做不是带有什么目的的。”就在这当儿，“目的”这个词，好的目的，坏的目的，不带有什么目的，似乎突然间就包含了生存的一个秘密：爱情，死亡，孤独，欲望，嫉妒，光的奇迹，森林，山脉，平原，水——这些事物里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呢?你和蜥蜴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葡萄叶和你手掌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你的生命正在烧毁的水壶、死去的蟑螂和犹太起义的教训中一天天地滴漏，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滴漏”这个词，他多年前在帕斯卡的《思想录》中偶然读到过，给费玛的印象是极其妥帖，就好像帕斯卡是作了一番精心选择，在定夺之前深入研究了他费玛的生活，如同他自己也研究那个连生身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约泽尔的生活一样。坐在零星服饰用品商店前面一个柳条凳上正在打盹儿的那个干瘪的塞法尔迪[6]，他对帕斯卡的赌可能有什么想法呢?根据作者的观点，在这种赌中，赌者不可能输。只有赢家的赌能名副其实地称为赌吗?顺便问一句，这位大人是否愿意解释一下广岛或者奥斯威辛呢?要么解释一下那个阿拉伯小孩的死亡?要么解释一下以撒燔祭[7]和以实玛利燔祭[8]?要么解释一下托洛茨基的命运?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大人缄默不语了。这位大人不说话。这位大人在打盹儿。这位大人在微笑。这位大人在窃喜。阿门。这样想着的时候，费玛坐过了站，他不得不在下一站下车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司机表示感谢，同司机告别。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

到了诊所，他发现只有塔马·格林威治一个人。两位大夫到税务所解决什么问题去了，不到四点左右不会回来。“昨天，也就是你没来上班的一天，”塔马说，“真是把人忙得焦头烂额。可今天整个儿就清静了下来。除了接电话之外，无事可做。我们都可以来一场狂欢了。只不过你的衬衫纽扣扣错了。你缺了一颗纽扣。告诉我，费玛，东欧有一条河，由三个字母组成，开头的字母是B，你能想得到是哪条河流吗?”

她坐在服务台旁边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正埋头钻研一本纵横字谜杂志。她有一副像老军事长那样宽阔坚实的肩膀，身材矮胖，一张脸显得善良又率真，丝绸般的秀发柔软而有光泽。她裸露在外的每块皮肤都布满了雀斑。被衣服遮盖的其他部位大概也同样布满了雀斑。由于非同寻常的染色原因，她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种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的开心，相反，他感到疑惑，甚至感到有某种恐惧。他自己也有可能一生下来就长着一只父亲的耳朵和一只母亲的耳朵。他有可能从进化的深渊里被遗传上了蜥蜴的尾巴或者蟑螂的触角。卡夫卡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格雷高尔·萨姆沙，他有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9]，这个故事在费玛看来似乎既不是寓言，也不是讽喻，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塔马不了解这个故事，但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卡夫卡是一个贫苦的南斯拉夫人，在反抗官僚的战斗中被杀害了。费玛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把卡夫卡的方方面面和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都给她说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已经吊起了她的胃口时，便趁势把《变形记》的故事梗概也对她叙述了一番。他告诉她，这部小说的希伯来文译本的书名翻译得不准确，但他没能解释清楚错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