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四个人站在我面前,满脸的震惊与关切。我突然感到完全放松下来,只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说。父亲向前一步,伸手抱住我。我终于放声大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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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的家人和我,就这样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等着,时间仿佛已经过去很久很久。
托马斯伏在特丽娜腿上睡着了,日光灯下他的脸显得异常苍白,脖子和下巴之间那柔软的部位还夹着睡觉时必须要抱的破旧玩具猫。父母分坐我的两侧,两人不时拉拉我的手,或者凑近我的脸,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的。我靠在父亲身上,任眼泪无声地流淌。母亲用随身携带的干净手帕帮我擦着泪水,偶尔起身到医院外为我们买些热饮。
“如果在一年前,她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母亲第一次起身消失的时候,父亲说。我听不出他的语气是欣赏还是不满。
我们聊了会儿天,但没什么好说的。我脑中一直回荡着一句话,像重复咒语般——请让他没事。请让他没事。请让他没事。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大难临头”:一切的遮遮掩掩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再也不必一遍遍去问“我是否应该”或者“但如果”。我只想要山姆。这种清晰笃定的感觉几乎要让我窒息。我想让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听他说话,看他坐在救护车的驾驶舱里;我想让他用自家花园里种的蔬菜,为我做一盘沙拉;我想在他熟睡的时候,感受他光滑温暖的胸膛在我手臂之下平静地起伏。这些感觉我为什么都没告诉他?我怎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担忧那些根本无关紧要之事?
接着,母亲从那头的门里走了进来,手中的硬纸板杯托上放着四杯热茶。而手术室的门同时打开了,唐娜走了出来,制服上仍然沾满鲜血。她伸手捋捋头发。我站起来。她走到我们面前,放慢了脚步。她表情严肃,眼睛里布满血丝,已是精疲力竭。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就要晕过去了。唐娜直视着我的眼睛,“太坚强了,他那个人。”
我终于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她拍拍我的胳膊。“你做得很好,露露,”她颤抖着长叹一声,“今晚你做得很好。”
一整晚他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直到早上才被转到加护病房。唐娜给他父母打了电话,还说她睡会儿就去他家喂喂那些动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去看了他。他睡着了,面色依然苍白,大半张脸被面罩盖住了。我本想离他近一些,又怕不小心触碰到他。他身上连接着各种电线、导管和监视仪。
“他真的会没事吗?”
唐娜点点头。一个护士轻手轻脚地走到病床前,检查各项指标,记录他的脉搏。
“万幸的是,那是一把老式手枪。现在很多浑蛋小子都玩儿半自动了。如果是半自动就完了。”唐娜揉揉眼睛,“如果没有发生别的事,这事可能会上新闻。不过,昨晚另一队在阿森纳路上遇到母亲和婴儿被谋杀,所以山姆这事儿可能完全不会报道了。”
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山姆身上移开,看着她。“你会继续干下去吗?”
“干什么?”
“急救员。”
她拉长了脸,似乎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当然了,这是我的工作。”说完拍拍我的肩膀,向门口走去。“睡一会儿吧,露露。他应该明天才会醒来。他刚打了芬太尼止痛剂,药效强着呢。”
我回到走廊上,父母都在那儿等着。他们什么也没说。我朝他们微微点点头。父亲拉起我的手,母亲拍拍我的背。“我们带你回家吧,亲爱的,”她说,“换件干净衣服。”
想象一下。几个月以前,你打电话跟老板说,自己没法上班,因为从五楼楼顶掉了下去;而现在,你又给他打电话,说你想换班,因为你的待定男友腹部中了两枪。你老板的声音该有多么奇怪?
“你——他——怎么了?”
“他中了两枪。现在已经出了重症监护室,但我今早还是很想等他醒过来。我能不能跟你换班?”
电话那头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哦……啊,好。”他犹豫了一下,“他真的中枪了?真枪?”
“如果你愿意,可以亲自过来看看他的伤。”我的声音异常平静,甚至差点大笑起来。
我们交换了一些工作细节:需要给谁打电话,总部要来视察。挂电话前,理查德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开口道:“露易莎,你的生活一向如此吗?”
我想起短短两年半前的自己,每日来往于父母家和咖啡馆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每周二晚例行去看帕特里克跑步,或陪父母吃晚餐。我看了一眼墙角的垃圾袋,里面装着我那双血迹斑斑的网球鞋。“可能吧。不过我希望这只是阶段性的。”
吃过早饭,父母出发回家。母亲本不想走,但我向她保证自己没事,而且未来几天我不确定自己会在哪里,所以她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我还提醒她,上次外祖父独自一人在家超过二十四小时,狂吃了两大罐树莓果酱和一罐炼乳,完全没有好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