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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由于有利迷了服，难免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凄凄惶惶，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结果。

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但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交口称赞，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

当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分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七十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赢得社会的普遍敬重。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四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但在

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下降到三亿二千万，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念及天下黎民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自送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确实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日是否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这样行动，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呢？这一切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据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光施送药品一项，就花去胡雪岩十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批《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善举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一传二、二传三而名闻退迩，终使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就已名扬四海，这是胡雪岩“长线远鹞”的经营策略。1878年（光绪四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上述耗费就以成倍的利润回收了。

到1880

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二百八十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二个不熟悉药业的人终于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社会一向倡导的“仁道”，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做靠山，与清廷各级官吏过从密切，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被人恭为“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由于善名远播，无形之中转化为难以计数的实利。

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可。

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仅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而且在**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很难说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

胡雪岩一生成功掌控商道的智慧，尽现于此，希望对你有启发作用。

成功语录：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否则，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

为民做事，为己作势

胡雪岩作为中国传统商人，受中国传统文化较深，他一生

经商都与民生相关，也常常加诸社会使命，这固然是远离在商，不为时下商人所欣赏，实则也是胡雪岩的造势之术，生财之道。

胡雪岩一生注重公益，因时造势，因民造势。杭州被围，胡雪岩辞母别妻只身潜往上海购买粮食，拖着病体之躯护运粮食到了杭州城外。不料，一路风霜疾苦换来却是满目疮夷的景象，杭州被太陆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飞鸟难进。胡雪岩见状，只好转运宁波，将粮食借予宁波，以赈宁波饥民，并商量一俟杭州收复，则宁波方面必须还粮。焊州收复后，胡雪岩马上运米到杭州，以解百姓饥荒。并送给清军十万两银子，请求清军不得扰民，给老百姓一个战后难得安定之心和安静知所。

胡雪岩这样做，既安抚了百姓，让百姓安心生活。在乱世之中能有片刻的安宁，都是莫大的幸福，胡雪岩却给了杭州老百姓长久的安宁，又怎能不受杭州老百姓的敬佩和爱戴呢？以后做生意，这些老百姓谁会不给胡雪岩面子。

胡雪岩创胡庆余堂，专司药材买卖。在兵荒马乱、流寇横行的时代，人受伤的机会也就大，胡雪岩创胡庆余堂正是应时之需。胡庆余堂还义赠药品给穷苦人家，受惠之人不计其数。胡庆余堂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还有另一种说法为“天下药店两家半”，两家即为北京的同仁堂和杭州的胡庆余堂，半家即在广东、福建颇有影响的广州陈家药铺。因胡庆余堂义赠药品给穷苦百姓，胡雪岩还赢得了“胡大善人”的

称号。

胡雪岩设粥厂，建码头，设义渡局都是公益性强的事。胡雪岩这种急百姓之急，想百姓之所想的做法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声誉高了，其势也高，其势高了，其利也广。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