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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对可耻的自我抄袭说“不”

莫言是一位拒绝自我重复的作家;在上个月的一次讲座中他曾语出惊人:“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新作《蛙》正是他为实践“拒绝自我抄袭”承诺的艰辛努力。

《蛙》全书共分五部分;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为引线;引出的是蝌蚪对姑姑种种经历的回忆;这些内容看似为杉谷义人提供的平实素材;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精彩的“原小说”。而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则跳出了蝌蚪的叙述;向人们呈现了一部九幕话剧;将作品推向巅峰之时爽利结尾;使人们久久停留在高峰的阅读体验中。信件、小说及戏剧融于一体;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达空间。

莫言说;《蛙》形式和内容的融合是渐进实现的。早在2002年的时候这部小说的初稿就写了15万字;初稿中;话剧不是一个独立的呈现;各个要素被打碎了揉进小说;通过坐在台下的剧作家蝌蚪观看话剧时激起的一段段回忆勾连起姑姑一生的记忆。“当时写得很辛苦;为了弄清晰思路我不得不用三种颜色的笔来加以区分;写作的艰难势必带来阅读的艰难;后来我便放弃了这种写法最终选择了现在的模式。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话剧形式的结尾;话剧结尾给朴素的叙述插上两个翅膀。‘调整战术’之后写作进行得非常顺畅;写到后半部分甚至体会到一种高空中飞翔的感觉;酣畅淋漓。”

除了结构上的创新;人们也可以在《蛙》中明显的感到莫言在语言方面的“脱胎换骨”;那种浸透着狂狷气息与不羁想象力的恣肆文字在新作里被默念了“紧箍咒”;“写作中;无论对情绪还是文字我都是比较节制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可以说中规中矩;平实到了我所能平实的最高境界。”

而《蛙》的最大创新则主要体现在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们首次触摸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女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灵魂;还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共鸣;是一个成功的“不重复”。“故事是很容易重复和衰老的;与农民工、计划生育等这些时代语词相关联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和陈旧甚至退出人们的记忆;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会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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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谷义人”不是大江健三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对莫言的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曾多次表示;以莫言强劲的创作能力以及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他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因此不少人在读到《蛙》中蝌蚪给日本先生的五封信时;惯性地推测信的接收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曾到中国进行了一次私人性质访问;专门造访了莫言的老家高密。“大年初一那天;我陪同大江健三郎拜访过我的姑姑;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也曾告诉过他我要把姑姑写进小说的想法。至于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这是为了增强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是作家的小小‘阴谋’;并不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书信往来;而杉谷义人也绝非大江健三郎。”

“我和大江健三郎都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我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文学边缘化、作家为谁而写作等问题上都有着相同的观点。大江健三郎对生命的尊重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折射出他博大的胸怀;让我非常敬佩。”莫言读过不少大江健三郎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充满了思辨色彩;带有很强的政治气息;在审美倾向上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欣赏。或许我们在艺术风格上离得越远;两个人在思想和灵魂上会走得越近;有时候距离反会促进人们的交流与沟通。”莫言说;相对而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写作风格倒是更贴近自己;容易引起自己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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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地理范畴的“高密”

高密是莫言自然生命的摇篮;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和灵魂的栖息地;在莫言已出版的众多小说中除了《酒国》、《红树林》、《十三步》、《四十一炮》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外;其他大多作品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根于高密这片热土。在莫言笔下;“高密”这个地理名词已经演变为一个文学系列的标签;拓展为一个精神的家园。“对我而言;‘高密’早已超出了简单地理名称的意义;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童年对乡土的记忆。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审视的一个具体可感的通道。”

随着莫言在国际上知名度的日渐高升以及莫言敏感触角的向外延伸;“高密”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人的目光;以色列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奥兹称自己通过莫言的文字看到了高密的炊烟、闻到了高密的味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也渐渐注入了莫言笔下的“高密”。在《蛙》勾勒出的高密;人们置身堂吉诃德餐厅里静坐旁观;可以感受到很多来自欧洲的生活细节;比如向人索烟的烟民、携犬的街头乞丐、酒馆每晚提供的当日免费面包;以及充满复古意味的陈设和以人名命名的菜单等等。作品中;远在国外的女儿对蝌蚪说:地球太小了;而蝌蚪对远在日本的先生说:文化太大了。这“小”与“大”都凝结在了高密这个莫言精心营造的文学国度里;超越了自然的国界。

蛙——莫言著

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分别近月,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年初二上午,在县招待所礼堂,您为我们做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鸣》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领略您的语言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虽然因为她的语速太快和乡音浓重,使您没有完全听明白她说的话,但相信她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讲中多次以我姑姑为例,来阐发您的文学观念。您说您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您说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您鼓励我们县的文学爱好者们能以我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先生,创作的热情被您鼓动起来了,很多人跃跃欲试。县文化馆一位文友,已经动笔写作一部乡村妇科医生题材的小说。我不愿与他撞车,尽管我对姑姑的事迹了解得远比他多,但我还是把小说让给他写。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初二日晚上在我家炕头上促膝倾谈时,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我遵循着您的教导:不着急,慢慢来,像青蛙稳坐莲叶等待昆虫那样耐心;想好了下笔,像青蛙跃起捕虫那样迅疾。

在青岛机场,送您上飞机之前,您对我说,希望我用写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诉您。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她的故事太多,我不知道这封信要写多长,那就请您原谅,请您允许,我信笔涂鸦,写到哪里算哪里,能写多长就写多长吧。在电脑时代,用纸、笔写信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当然也是乐趣,但愿您读我的信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古旧的乐趣。

顺便告诉您,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正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家院子里那株因树形奇特而被您喻为“才华横溢”的老梅,绽放了红色的花朵。好多人都到我家去赏梅,我姑姑也去了。我父亲说那天下着毛茸茸的大雪,梅花的香气弥漫在雪花中,嗅之令人头脑清醒。

您的学生:蝌蚪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京

第一章1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亦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陈耳和陈眉之父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

那是一吨龙口煤矿生产的优质煤块,亮晶晶的,断面处能照清人影。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煤。村里的车把式王脚,赶着马车,把煤从县城运回。王脚方头、粗颈、口吃,讲话时,目放精光,脸憋得通红。他儿子王肝,女儿王胆,都是我的同学。王肝与王胆是一卵双胎。王肝身体高大,但王胆却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袖珍姑娘——说得难听点吧,是个侏儒。大家都说,在娘肚子里时,王肝把营养霸光了,所以王胆长得小。卸煤时正逢下午放学,大家都背着书包,围看热闹。王脚用一柄大铁锹,从车上往下铲煤。煤块落在煤块上,哗哗响。王脚脖子上有汗,解下腰间那块蓝布擦拭。擦汗时看到儿子王肝和女儿王胆,便大声喝斥:回家割草去!王胆转头就跑——她跑起来身体摇摇摆摆,重心不稳,像个初学走路的婴孩,很是可爱——王肝往后缩缩,但不走。王肝为父亲的职业感到荣耀。现在的小学生,即便父亲是开飞机的,也体会不到王肝那时的荣耀。大马车啊,轰轰隆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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