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教士,叫作摩根·柯罗威,土生土长的伯灵顿人。父亲是牙医,母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慈善家,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
从柯罗威教士唯一留存的照片来看,他个头不高,肩膀却很宽阔,双肩之间的小圆脑袋像是一枚滑稽的橡子儿。这枚橡子儿上缀着两撇无精打采的八字眉,眉毛尽力向两侧撇去,几乎和健茂的络腮胡子连缀在一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一双湛蓝色的细长眼眸,始终散发着顽童般的光芒,感觉他对整个世界充满丰沛的好奇,从未厌倦,也从未长大。
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柯罗威教士是个虔诚而善良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儿异想天开。
比如他经常在布道前用教堂的管风琴弹奏拉格泰姆——一种刚刚流行于新奥尔良的黑人音乐,或者在《圣经》里夹入托马斯·纳斯特的讽刺漫画明信片,分发给信众。他甚至学过捷格舞和拖步舞。总之一切世俗的流行艺术,柯罗威教士都有兴趣带进教堂尝试一番。很多人觉得这实在太离经叛道,不过柯罗威教士很固执,他对这些意见统统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
“我应该遵从我的内心,因为上帝最了解它,它最了解我。”柯罗威教士固执地说。
在他四十五岁生日过后的第三天,柯罗威教士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公理会差会的蓝白信函。美国公理会差会负责海外传教事务,每年都向东亚、南亚、中东和非洲派遣许多传教士,去开拓上帝的领土。这一年,柯罗威教士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国派遣推荐名单上。推荐人认为他信仰坚定、性格强韧、头脑灵活,是去东方传教的最佳人选。
当时去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据说那里卫生条件非常差,气候不好,当地人充满了敌意,教士死亡率很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很难踏入那片荆棘之地。
柯罗威教士小的时候,在伯灵顿的公立图书馆读到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描绘的蒙古草原,像是一片飘在落日边缘的晚霞——神圣、神秘,并且遥不可及。现在看到这封信函,柯罗威教士天性中属于孩子的那一部分突然苏醒了,跳着叫着,伸出手想去抓住天边的彩霞。
于是,柯罗威教士抑制住内心的雀跃,拿起钢笔,决定接受这份使命。他对于神秘的东方一直怀有强烈而蒙昧的好奇,这次前往中国,到底是为了散播主的福音,还是想满足好奇心,连他自己都无从分辨,抑或两者兼有。
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在真正的草原先入地狱,再上天堂。
公理会差会的正式派遣信很快寄到,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为了做充足的准备,柯罗威教士再次前往伯灵顿图书馆,那里存放着一套完整的《中国通讯》,里面记录了关于那个古老帝国的方方面面。就在这次查询中,他读到了华国祥的故事,为这个绝妙的主意而震撼。
他决定效仿这位先贤的故智,自己掏腰包购买了一台爱迪生公司的最新型电影机和几盘胶片,准备带去中国。柯罗威教士相信,这将对他的传教事业大有裨益,重现华国祥在归化城的奇迹。
在这一年的夏天,柯罗威教士带着他的电影机,和其他九位教士乘坐轮船横跨太平洋。在旅途中,他找来和中国相关的书籍、公理会杂志和传教士的书信,发现这些记载对那个东方大国的描述混乱而矛盾,莫衷一是,就像把许多盒拼图混在一起,无法拼凑出一幅完整清晰的图景。
每到这时候,柯罗威教士会放下书本,站在船头向远处的东方眺望。他能看到,泛着苍白泡沫的海浪在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缓慢而优雅地翻卷着,墨绿色的海平面宛如巨大透明的鱼缸里盛满了液态的祖母绿宝石,虚化的边界漫延至视线与地球曲面的切点,宽阔到无法用任何东西去比喻它的博大。
就像草原?
柯罗威教士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这一望无际的碧海绿浪,和脑中的草原图景逐渐重叠。他觉得这个幻想,远比书籍中的描述更显得真实可信。
这些雄心壮志的牧者首先抵达上海,短暂休整后又前往北京,住在灯市口油坊胡同的公理会华北总堂。这里在庚子事变中曾被义和团烧毁,重修的教堂刚刚落成不久,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层哥特式建筑,四边镶嵌着漂亮的彩色玻璃,高耸的十字架尖顶在四周低矮四合院的比照下显得鹤立鸡群。教堂两侧凸起的几条灰白色大理石基座格外受当地人青睐,他们把它形象地称为八面槽。
教士们在灯市口教堂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艰涩的中国官话,学习当地繁复的礼节和习俗,试着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一切。柯罗威教士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了耀眼的天分,很快就能生涩地与当地人沟通,可惜他始终学不会摆弄那两根小木棍。这种叫筷子的食具,就像这个国家的哲学一样,奇妙而难以捉摸,控制它比控制一匹烈马还难。
另外一个小小的打击,是关于电影机的。北京城比柯罗威教士想象中要开化得多。据说在几年前,那位神秘的中国皇太后举办七十岁寿宴,英国人就送了她一台放映机。可惜在播放过程中,放映机转速过高,点燃了胶片,引发了一场火灾。皇太后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断然禁止这东西进入宫廷。
但关于电影机的神奇,已经传遍了整个北京城。很快在前门外的大栅栏大观楼影戏院、西单市场内的文明茶园、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西城新丰市场里的和声戏院,纷纷开始提供电影放映,成为京城一道西洋景。居民们对这东西,早已见怪不怪。
这让柯罗威教士多少有点儿失望,他本来以为自己不远万里带来的这东西,会让北京的民众像看到神迹一样惊叹,结果连流行都算不上。随即教士安慰自己,也许在更偏远的地区,电影机仍旧是一件稀罕的东西,那里的人应该会喜欢的。
说到那位皇太后,柯罗威教士听说过很多传闻:她的肆意妄为,她的异想天开,还有她与几乎整个世界宣战的疯狂。不过她现在已经死了,连同那些传说与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一起被埋入深深的陵寝,只剩下一座被掏空了的森冷空城。
曾经在一天的清晨,柯罗威教士独自乘坐黄包车路过天安门。他好奇地瞥了一眼远处巍峨而古老的紫禁城。此时的它正沉浸在淡蓝色的晨霭中,宫殿轮廓模糊,无比安静,如同一位衰朽的老人坐在藤椅里沉沉入睡。它也即将——或者说已经——死去,正如那位皇太后一般。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和那位已经死去的皇太后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公理会这几年在华发展状况不算太好,领圣餐的信徒数量停滞不前,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华北的一些地方。总堂希望这些新来的教士能够深入内陆偏远地区,去开拓新的疆域。
所以在为期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总堂急不可待地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能,可以履行职责了。
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柯罗威教士和其他十二名教士被召集到总堂的休息室内。这里悬挂着一张中国地图,红色图钉代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本堂教士,没有图钉的地方则意味着公理会尚未进驻。地图上只在沿海有孤零零的几枚红点,大片大片全都是空白的疆土。
他们被告知可以在红色图钉之外任意选择。但这些教士面面相觑,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对那些地方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
柯罗威教士安静地站在人群中,眼光扫过地图。这张地图绘制得十分详尽,上面勾勒着各个行省、山川河流和道路——不同于美国,这些分割区域的线条蜿蜒玄妙,就像是他们所使用的汉字一样。整个中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由许多弯曲线段组成的汉字,蕴藏着复杂而细腻的意味,如同一首晦涩幽深的中国诗。
柯罗威教士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他闭上眼睛,默默向上帝祈祷。当他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跃然而起,跳进他的视野。
那是两个汉字:赤峰。
他的汉语学习成绩不错,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番奇妙景象:一座红如火焰的山峰拔地而起,冲破云雾,直刺苍穹。他咀嚼着这两个字,它的汉语发音像天使在远方吹起号角,令他的胸腔微微颤动,内心沸腾烧灼起来。
为何会和一个陌生的地名有这样的共鸣?在柯罗威教士的理性寻找到答案之前,感性的强烈冲动已经驱使他伸出右手食指:先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用嘴唇亲吻指肚,然后点在那个地方。
根据总堂不算详尽的记录,赤峰是一个直隶州,属于北直隶的一部分。在它周围是一些蒙古王公的领地。这个地方在北京东北方向,位于直隶、满洲和蒙古草原的交会处,距离北京大约两百五十英里,人口十万左右,分散在南北七十英里、东西一百五十英里的广袤草原和沙漠中。
这岂不是和华国祥在归化城一样的境况吗?柯罗威教士欣喜莫名,坚信这一定是上天给予的启示。
总堂会督告诫他,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是塞外苦寒之地,当地居民多是信仰佛教的蒙古牧民,不易沟通劝化。柯罗威教士回答道:“如果不是艰苦之地,又怎能彰显出主的荣光?摩西面临红海之时,难道不是对主依然充满信心吗?”会督听到他这么说,只得放弃劝诫,和同僚聚在一起,祝福这位勇敢而坚定的弟兄。
接下来,柯罗威教士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来。他设法从多个渠道搜集了一些资料,想搞清楚自己即将前往的这座叫赤峰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