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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第1页)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1],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2]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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