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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7 困惑的格哈尔德（第1页）

很高兴有机会同你在这里谈话。这些年来，父亲被以各式各样的罪名指控，没有一件是真的，现在，我可以做出澄清了。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本市的市长。我母亲是德国女童子军的指导。父亲出身于商人之家。他的父母开了一个肉店，门面很小，进项也不多，刚够养活自己。我还记得祖父、祖母两位老人。我母亲也是本地人。她从来说不清楚自己父亲的样子。外祖父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是个工人。我的外祖母靠缝纫为生。

我父亲生于1910年，母亲生于1914年，据我所知，两家人都世代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父亲已经死了，母亲也死了，父亲死于1979年，母亲死于1982年。

父亲从一开始就加入了纳粹。我不知道确切时间，但他时常说，开头他就投身其中了。他和母亲是在一些党务活动中认识的。那时的情景一定很有意思。他们两人每逢谈论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的。除了店里的事外，他挤出所有时间为党工作。他常常说，他为理想奉献了一切。母亲喜欢青年人，她从来都热爱孩子。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母亲永远是家中的主心骨儿。父亲常对我们发火，还打我们，但最后，还得母亲说了算。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斯特凡是老大，生于1936年；然后是古德兰，生于1939年；安东，生于1941年。我最小，生于1946年，是在战后。

斯特凡成了一名管子工，现在自己开店。古德兰是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在邮局供职。安东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是个领班。我自己经营肉店，不是父亲的那家老铺子，他投身政治后，卖了他的店。

我结婚了，太太和我一起料理店里的事。我们的儿子古斯塔夫十二岁，正在上学。我们过得不错，除了父亲从政的那一段儿，那后来成了他的罪名。人们不断攻击父亲。战后，他卸任很久了，人们还在找他麻烦。由于他已经卖掉了生意，他希望，实际上是必须找一份儿工作。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感谢主，贮木场的老板雇用了他。老板曾一直是父亲的支持者，他们以前就认识，在危难时相互帮助，父亲当市长时也帮助过他。上帝保佑他在战后留下了他的贮木场，因此可以帮得上忙。父亲于是成了这一行业中的一名经理。多亏如此，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很便宜的东西。战后，父亲新盖了一间房子，他还帮我开了店。我如今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其中许多东西都是木制的。

母亲战后留在了家里。可能是为了照料儿女，不得不如此。她也像她母亲一样，做起了缝纫。有一段时间，她想去市里的一所幼儿园工作，但他们不允许。那里的一些人恨她。为的什么，我不知道。她做过什么事？当时，她与孩子们一起玩儿，带他们徒步旅行。这又有什么错儿？但也许，一些人报复别人，是为了捞取些好处。

父亲战后实际上没碰上任何困难，除了不再当市长。其他政党谁也不提名他，也就是说，他再不能进市政府工作。一天又一天，他们从他那里拿走了一切。战后很久，他常常说，成全他的是这些人，毁了他的也是这些人。我想是有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但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原因何在。

我小时候，也受到一些人的责骂。一位老师曾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老纳粹，坏透了。但感谢上帝，只此一位老师。他确实恨我，看到我同其他孩子打架，他会把我拖到一边，说知道我学不了好。父亲常说他是个老赤色分子，心眼儿很小，他是我父亲的仇人。甚至他们在街上碰上了，都会调转面孔，招呼也不打一个。按照这位老师的儿子海恩兹的说法，是我父亲导致了他父亲锒铛入狱。海恩兹比我小一岁，低我一个年级，但我们不在一所学校，因为他是这位老师的儿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但海恩兹和我从来不是朋友。他像他父亲一样，整天恨恨的。海恩兹曾对我说，我父亲应对数以百计的人感到负疚，还有其他类似的蠢话。我恨透他了，让他滚开，别来烦我，他反过来向我大叫大嚷，让我去问父亲城里犹太人的事。我问了父亲，他说犹太人都移民去美洲了，在那里生活得很好，他们今天可能比我们还快活。至少他们没有挨炸，那边也没有战争。一些年后，从美洲回来了几个人，两老两小，小的和我一样年纪。他们驾一辆又长又大的黑色梅塞迪斯进城，四处兜风，市长还接见了他们。他们可不像给人整得一无所有的人，倒是我父亲一无所有。他们受到欢迎，到处露面，成了贵客。听到他们谈起纳粹时代的情景，父亲常常大动肝火。他们在电视上讲了死难的人，讲了纳粹的罪行。父亲禁不住愤愤不平：“他们总想把一切都推到我们身上。”父亲要么说“胡说，一派谎言”，要么说“他们只会丑化我们，从来没一点儿好”。

我们兄妹几个从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但我们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和他谈论战争。母亲曾经告诉我们，最初一切都好极了，后来才越来越糟，我们应当庆幸没有活在那时。战争结束时，我哥哥斯特凡已经九岁。斯特凡和古德兰告诉过我，美国大兵还给他们巧克力吃呢。斯特凡还记得美国人来时的情景，他们始终很和气，甚至带走爹爹的时候，还不忘给孩子们口香糖和巧克力。不过爹爹很快回家了，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只是个市长。

好了，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我从来不参与政治，不属于任何党派。它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宁愿袖手旁观，是的，我参加投票，但我不卷入任何事情，我只管自己的生意，唯有这件事让我感兴趣。虽然我也不是没有机会。这事儿听来可笑，因为他们始终不放过我父亲。所有这些人，所有政党，时常问我是否愿意更活跃一些。他们甚至可以做出安排，让我在市议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我父亲表示反对，他总说，既然不要这一个，那一个也别想得到。他们不会让他东山再起，所以，我也不去凑热闹。

然而，我们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父亲不做市长后，我们面临诸多不便。比如，瞧瞧雷默，他叔叔后来成了市长，他也有一个肉店，但位于行人专用区，这是全城最好的位置了。人人都从那边的商店经过。他的生意很红火，卖香肠、卖肉，还卖熟食。他还得到允许，安置了三张餐桌。我得到了什么？路边的这间小破门面。这都是因为他叔叔是个赤色分子，还当了市长。难道这就是正义？难道这就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从1945年后开始的新城市、新时代？变化在哪里？我父亲也是民选市长，与后来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当时，他获得了多数支持，就像后来多数又支持其他市长一样。我问自己，一个获得多数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怎么会有罪？而结局却是，雷默在行人专用区开了店，我却不能。我想到了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听到看到的所有关于战争受害者的事情。但受害者永远是别人。我们呢？没人谈论这个。比如，我父亲的兄弟在苏联成了战俘，再没有生还，母亲的两个兄弟也死在战争中，父亲在慕尼黑的亲戚，有五六个人死于轰炸。我们体会了战争的滋味。感谢上帝，不是我，而是我们整个家庭，曾在战争中受难。但他们从没给过我们一分钱，都给了其他人。谁知道战后得了好处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吃过什么亏？我们吃的亏倒是明摆着：父亲失去了他的工作。

但一切从头开始。我们齐心协力，帮助了战后的重建。十年之后，我们又成了一个体面的家庭，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父亲在城里又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虽然不是市长，但他是贮木场的经理。没人说他的坏话，当然，那个老教师除外。

父亲始终认为，我们是个正派的家庭。他为他的子女和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只是他不能再当市长了，这真糟糕，否则，我没准儿也能在行人专用区开一家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