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八年(793年)七月,宰相兼度支使班宏病故。司农少卿裴延龄在与湖南观察使李巽的竞争中胜出,接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升任户部侍郎,成为天下财赋的掌舵者。
他是个眼里随时有活儿、根本闲不住的大忙人,只是他的忙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胃口。
贞元九年(793年)七月,裴延龄在经过一年的观察琢磨后,向德宗书面陈述了他的所谓业绩:“臣自接手度支,先后查出各州所欠税款八百万缗,应征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献的各种贡物折价三十余万缗。请另外设置库房用以存放,每季度盘点结算一次;同时设置月库存放绢帛,每月盘点结算一次。”
奏疏写的非常专业,看上去有零有整很像回事。实际上八百万缗的欠交税款,全部来自无钱可交的贪困户,只是一个一直存在的、毫无意义的数字,根本征收不来。
至于抽贯钱,那是在正税基础上增加的税点,随收随支,不可能有节余。
而贡物、绢帛本就是国库的在储物资,裴延龄将它们存放到其他库房,无非是换个名称虚张数字,迷惑德宗而已。
可笑的是,德宗竟然认为裴延龄是能够强国富民的天才,当即痛快允准!
于是裴延龄谨遵圣命一顿凶猛折腾,其实不过是增加了数名分管假账的关系户、增设了几本糊弄人的账本。不仅没为国家增添一分利,反倒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裴延龄得知长安西郊有几亩长满芦苇的湿地,也不知他出于什么动机,向德宗谎称他在长安与咸阳之间发现了数百顷沼泽,可用作蓄养战马的国家牧场。
这一消息实在过于震憾!要知道大唐的牧场原本都在陇右、河西,被吐蕃侵占后,能用于放牧的地方屈指可数。在战马为尊的古时,能发现如此规模的牧场,不啻于现代社会的油田!
德宗立刻派人核实,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欺君大罪,一向暴脾气的德宗却并未怪罪。
左补阙权德舆看不下去,上疏弹劾:“裴延龄把没花完的赋税称作盈余,当成是他主持财务增加的收入。陛下认为他能力超强卓尔不凡,然而不论是邪恶小人还是正人君子,都对他深感不满。陛下何不派几名诚实守信的大臣调查,根据真象公开奖惩。如今关于他的议论群情激愤,难道京城上下都是反对他的朋党!陛下应稍稍减少对他的宠幸,明察忠奸!”
德宗是个自以为是且极为固执的人,他不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谁再讲也没用。
当初朝中几乎所有人都说卢杞是奸臣,只有他坚定认为卢杞是忠良,为此甚至不惜与宰相李泌反复争论。清醒的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糊涂的人则是众人皆醒我独昏。遇到这样的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德宗内心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变得愈发猜忌。官职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选用,宰相们引荐上来的人,很少能得到他的认可。官员们但凡犯了一点错,往往终身不能复用。
他把能言善辩当作选才标准,致使忠厚持重的臣子鲜有晋升的机会,大唐官场因此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氛围。
陆贽上疏指出:“圣明的君王不会把善于言辞当成有才,也不会用自己是否喜欢来选任官员。如果只是出于喜欢却不管他是否胜任,只为了说话中听而不去验证他的品行。官员进退全凭一己之情,衡量忠诚只看听话与否。就像扔掉尺子靠臆想裁量长短,不用秤盘凭感觉衡量轻重。即使猜得再准,也不可能没有偏差。”
“只因一句话让您高兴就认为有能力,而不去核实其所说是真是假;只因一件事违逆了您的心意就降罪处罚,而不去考察他忠诚与否。所以满朝皆是才不胜位、德不配位的庸才。”
奏疏虽然没点裴延龄的名,但任谁都能看所指是谁。这种直戳要害的劝谏方式,让德宗这个大犟头很是反感,索性置之不理。
陆贽接连几封奏疏都未得到采纳,使裴延龄更加有恃无恐。
贞元十年(794年)六月,御史中丞穆赞查获出一名度支小吏犯有贪污罪行,将其收监治罪。裴延龄怕影响自己,求穆赞从轻发落,遭到了拒绝。裴延龄随即在德宗面前构陷穆赞,德宗连问都不问便将穆赞贬为饶州别驾。此事过后,满朝文武畏惧裴延龄如虎,甚至不敢用正眼看他。
裴延龄忽悠德宗,说现在的官吏太多,缺编的职位不用再行补充,用省下来的俸禄充实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