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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说，那次到苏联，开了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因为铀矿勘探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所以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兵。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55年2月签署了两道调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九队选调干部193名，限3月底调齐，在长沙报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294人，限3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报到。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是缘于一个多月之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联合寻找铀矿的建议。苏联希望中国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能向苏联提供。而苏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出有因。美国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对于是否研制氢弹曾进行过多年争论，为了独占核优势，防止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负责制造美国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购买高品位的铀矿石。但苏联于1949年秋天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便促使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决定研制氢弹。两年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并且大力投资开发南非的铀矿资源和加拿大新发现的铀矿床。苏联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也于1953年宣布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着手扩大核武器生产计划，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铀矿石。但这两个国家的铀矿资源有限，所以苏联就想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联合找矿的事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杕。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4）

铀矿地质勘察动作很大，摊子铺得很开，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密。雷荣天面临的第一项困难就是抽调人员，组建队伍。这一切又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即便在本部门内部，事情也不是都摆在明处的。当时地质部的另一名副部长何长工因为分管别的工作，所以也不怎么过问刘杰他们的事情。雷荣天是山西孝义人，他说，为调人的事，我骗了何长工部长一下，骗了他13个技术干部。我们不是叫地质部第三局嘛，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他的人马呢。我自己这头衔也是保密的，叫了个地质部部长助理，我们这个三局叫地质部第三局，何部长以为这个组织是他那个部里的。我就跟他要了13个技术干部，后来他才知道不是他的。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我，我去干什么呢？我负责挂图，坐在记录席上挂图。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多么尊重！后来总理一边汇报，一边又问刘杰：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占了农民的土地，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我们在哪儿打钻，占农民土地都要赔偿的。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这么一段党委书记。汇报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那时候我非常惊奇，上了些什么东西呀，黑面包，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汇报完了，总理留大家吃饭。李四光说咱们走吧，我们赶紧把图纸卷了卷，回到地质部来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三十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尽快把一大批干部调来。1955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3月5号去的，我们13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总工程师吉林诺夫，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搞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包尔汉主席请吃饭，王恩茂书记都来看望。经佟城联系，新疆派齐俊德来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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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5）

五一九大队成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铀矿放射性普查。在专家指导下，杨士文他们带上食品，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我们很多人虽然毕业于地质学院，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煤矿，跟苏联专家检查，以后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一伙的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特大，得许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帐篷支起来，否则谁也甭睡觉。到布尔津，碰到一条河，当地和苏联人贸易都通过那条河。那时大小便都麻烦，蚊子多得要命，两只手老得打，蹲久一点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们把人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六七个人，各自分头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杨士文也带领一个小队出去勘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有一次途中骑马时，杨士文的马惊了，一抖就把他给甩下来了。杨士文脚上穿了双登山鞋，人掉下来了，可登山鞋的后脚跟还在马镫子上挂着。这马正跑着，一看人这样子就更惊了，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杨士文大头朝下，脑袋直往石头上撞。其他人赶紧追了上来，最后还是一个找矿员上去把他给救了。杨士文说，那个找矿员是个初中生，叫吴志冕，这小子挺机灵的，他过来把马拽住了，那真是捡条命啊，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这要怪我没经验，你想我老家——辽宁海城是个平原，只养过一头驴，哪骑过马呀。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还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前边一片片绿的红的挺好看。书本上讲过，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所以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又上到山顶上打些标本回来，这时候天就黑了。黑天的时候要回家啊，回精河县还有七十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70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弄到家了。咱们小组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更不用说天气的炎热和寒冷非同一般了。好在那时候年轻啊，就凭这股热情，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从干中学吧。我那时候是技术员，每天把勘察的路线分好了，晚上回来，每个人的路线我都再检查检查，算算笔记本，看有什么情况没有。真正的找矿员更要苦啊。他们都是一些抗美援朝归来的战士，那些小伙子挺能干的。

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6）

杨士文说，新疆刚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含铀的矿山，就在伊犁。这儿的矿成形，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矿床。这个矿床最早的情况是人家苏联人来的时候就带来的。在相邻不远苏联那边也有矿床，40年代，那时候苏联有搞铀矿地质工作的，把这情况搞出来了。有个叫明司基的地质学家已经在伊犁的达拉地取过样，发现有万分之五以上含量的铀异常，所以后来根据这一情况成立了勘探队，很快抓到了矿床。苏联刚开始是和我们合营，矿搞出来以后，有一部分要给他，拿来顶他们的工资和仪器设备方面的花费，而且这里离他们近，将来挖出铀矿来运输也方便。但干一干他看不太对劲，不是那么乐观，以后就改成中国自己搞了，由他来当顾问。那时候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西南又成立了一个二○九大队。二○九大队没有技术头儿，三局调我到那里去，当地质科长。地质科长就是总工程师，是中方技术负责人。我们队上的地质专家叫依格里，大高个儿。专家们都还不赖，在外生活很随便。晚间同我们打扑克，他出主意，谁输了，要把赢的背起来，围绕帐篷转一圈。他个子大，我们中国人小，你背不动，他就笑啊。可一到了乌鲁木齐，他们胡子一刮，领带一系，那就很正规了，他跟我们再见面就跟不认识一样。不过，关系还是挺好。冬训期间，不出队了，波波夫、吉列佐夫就给我们讲课。1955年这一年基本上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大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独立进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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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被“包围”了（1）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