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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欧罗比耶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北京很快就建立起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扎吉江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从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

专家人才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1958年，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原子能工业的施工设计，并且还专门在北京组建了列宁格勒第三工业设计院。

卢荣光当时在二机部设计院担任副院长，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对的做法，就是和苏联人联合设计。苏联派来一个设计院，我们中国也相应地组织设计院跟他对口，联合一处，两个设计院共同来进行设计。联合设计就是说你设计我跟着你设计，等于师傅带徒弟一样来学习，慢慢我就可以掌握了，我也知道为什么了。最初，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以后就问为什么、还有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和建工部合作，也建立了设计院，中央也调了不少技术人员参加到设计中来，这家中国第三建筑设计院，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苏联来了两百多人，从院长到打字员都来了。我们跟他一对一，他有一个院长，我们也有一个院长。那时候我们设计院没有地方，冯麟是负责人，说先在西苑大旅社设计。苏联人一看西苑大旅社一栋一栋的楼，独立的，说还好。我们的保密人员跟着他一块儿看保密室应该放在哪儿，挑了几个房间，让我们一定要把保密室加固，买保险箱。苏联的保卫人员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通行证上打有不同的图案，有的打上飞机，有的打一个三角，有的打一个什么东西。带有飞机的可以进哪一层楼或哪几个房间，带有三角的可以进哪几个房间，就是上班时间也不能互相来往，非常严格。

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4）

中国第二设计院由二机部与建筑工程部合作成立，从院长到设计师都与苏方一一对应。兰州铀浓缩厂的苏方总设计师鲁钦与中方总设计师王仲富坐一张桌子，面对面办公。两国专家白天在一起讨论问题，下午四点钟左右，苏联专家下班回去，中国人则要一直干到深夜，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理解和消化，把白天专家讲的东西反映在图纸上。王仲富那时生病了，突然大量吐血，他不愿去住院，只是向医生要了药方，在工地吃药打针。

在设计思想以及设计的各个方面，中方和苏联专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刘杰说，过去设计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苏联的，不但主工艺，其他附属的工艺，以及一些临时的设施甚至于像福利区、生活区，也是按他的样式来设计。这一次，我们坚持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主工艺是苏联的标准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副主工艺、生活区等方面凡是中国能够进行的，就按中国的标准来设计。另外我们正处在大跃进的时期，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劲头非常足，中心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具体做法上，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12小时，甚至晚上都要加班。可专家他是按照苏联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所以习惯不同，思想上不同，应该说在工作的方法上也不同，因此而引起某些争执也就在所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时咱们就用总路线的精神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适合中国的办法来争取时间，他们确实也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加班加点，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发，两股劲开始拧成一股劲了。结果，扩散工厂施工设计任务提前半年完成，被认为是奇迹，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大概用了48天，还有一个工厂的设计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为此，宋任穷部长向苏联专家献锦旗，表彰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苏联人也感觉到是自己的荣誉，他们也认为是奇迹，说中国的办法好，真正把政治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了。有的苏联专家讲，他们在建设初期也是这样干的。假设当时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有好多东西就会延迟，以至于后来整个受到那个年代###的影响。话又说回来了，确实有些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后来有人说设计留下来的尾巴比身子还大。但是尾巴究竟还是尾巴，只要身子成了，尾巴是可以补救的，所以总的看起来，当时比较粗糙，有的还不够周到，设计还不够细腻，有很多漏洞，但是这几个工厂的设计确实争取了时间，在总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以后看美国人刘易斯写的那本里边他讲到一句话，说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年困难的情况下来进行原子弹制造的。他的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大跃进象征着失败，象征着这种失败的结果，而我们在大跃进的情况下却基本避免了这种损失，取得了成功。我想顺便说几句，确实我们在大跃进里边也做了许多过火的蠢事，那个时候不分条件提倡什么超声波之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混乱现象，但是终究没出大错，没出现致命的损失，致命的破坏。当时宋任穷部长提出，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那个时候确实是发挥了这种革命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避免了许多破坏性的行为，避免了大跃进的副作用，产生了一些有益的东西。前些时候周光召还说这大跃进确实对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卢荣光说，那时候大跃进，有的地方报告亩产几万斤，我们还组织专家参观过徐水。那地方的稻子都是事先布置好了的，有的专家当时就不大相信，说这么密不透风啊。但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也感动了一些苏联专家。有的专家主动提出来说，有些设计我们也要更改更改，以便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为了让苏联专家也感受大跃进那种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方组织苏联专家到徐水去参观，说徐水的莲花长得有树那么高，稻子一亩地产一万斤，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子坐在稻子上面都压不倒，专家看了都摇头。有一次，王仲富正听鲁钦他们讨论问题，突然有人进来通知说要去打麻雀。王仲富不敢不去，对专家说，对不起我去打麻雀了。出去折腾了半天，等他回来之后，鲁钦和其他专家问道：怎么样，你打了几个麻雀？王仲富学着他们的样子，把两只手往外一摊说，一个麻雀都没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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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半夜来了四五个将军（5）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那时候有一项分工，就是兼管苏联专家的有关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尽早建立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他在中苏两国专家更密切地合作方面，采取了大会表扬，会下谈话的办法，鼓舞两国人员的士气。袁成隆说，我记得我们部里还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部党组成员都在场，刘杰在，其他人也都在，我主持的，我还领着呼口号：团结起来，密切合作，坚决完成任务，等等。苏联不习惯这套，我们中国有这习惯。对专家的贡献，在这么大的会上表扬，而且部领导亲自出来接见他们，专家们很高兴。苏联专家给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得表扬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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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1）

真诚帮助、热情友好——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在中苏关系破裂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能干的厂长、好样的领导——不让分析师参加体力劳动——中国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有乱”——李毅把关，好人平安——钱三强受过委屈

1957年底，二机部派了几个人到列宁格勒实习，由王中蕃和刘宝庆带队，王成孝搞理论计算，华戈旦搞主工艺，陶平搞仪表检修，彭士禄搞机修。他们在列宁格勒认识了很多人，维尔滨当时就是列宁格勒设计院理论计算专家组的组长。铀浓缩厂在核燃料生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气体扩散行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中国人去的时候，住在列宁格勒最好也是最大的旅馆阿斯多利亚里头，在基辅广场对面，给了一个办公室，规定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能随便走动。中方人员所有的笔记本，包括手稿都是早晨到保密室领出来，晚上再存放入保密室。每天工作结束回旅馆的时候，一张纸片都不能带出来，要求十分苛刻。

设计院总工程师鲁钦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经常邀请几位实习人员到家里做客。因为王成孝当时还是单身，鲁钦就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他夫人有一个侄女，是这个设计院的描图员，长得又漂亮又聪明，你们应该出去跳跳舞。我们苏联两亿多人口，一半是女的，难道挑不到一个你认为好的吗？在苏联搞了几个月之后，根据中方建议，原准备在苏联做的一些设计和审查改在国内进行，王成孝他们和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一批专家便一起来到了中国。30岁就当了教授的流体力学专家卡拉卡立搓夫也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因为当初勘选这个铀浓缩厂时刘宝庆参加了，所以上级就让他也参加设计。在苏联做了三个多月的初步设计，审查完之后，就开始搞施工设计。在当时苏联和中国达成的协议中，其他工厂的生产人员都可以到苏联去实习，但只有铀浓缩厂是个例外。因为铀浓缩工艺是国际上最绝密的一个内容，苏联人连他们的铀浓缩厂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公开。为了既帮助中国解决铀浓缩问题，又防止泄密，苏联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派出专家，到中国来专门建一个试验室，也就是建一个小型的试验大厅，培训生产人员，然后再进行大工厂生产。为此，二机部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个615实验室，为中国铀浓缩厂培养最早的技术人员。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了解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启动方案，是几位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制定的。这批方案计划分17批启动，卡拉卡立搓夫对此颇感疑惑。王成孝说，铀浓缩厂的初步设计工作是在苏联进行的。我们在列宁格勒设计院结合具体资料进行学习和熟悉、掌握有关业务，我负责理论计算组，有四位专家对我进行了辅导。后来卡拉卡立搓夫来了，审查完初步设计之后，一共去过铀浓缩厂三次，我等于是他的助手。原来他还曾经答应过我，说等到兰州铀浓缩厂出了产品以后，希望我还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后再回来。我当时也挺高兴的。平常的时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谊宾馆里。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语，是一位中学老师，来北京时他们带来一个小女孩，当时友谊宾馆的东边不像现在，挺荒凉的，那里有一个小湖，冬天结冰的时候，他让我带着他的女儿去滑冰，他的夫人后来在北京还生了一个儿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来的，实际上是二机部浓缩铀厂的生产顾问。他也管设计院的事情，铀浓缩厂当时的机器很多，所有的机器大大小小有几千台，同时启动是不行的，先要准备好一部分机器，然后再启动一部分机器，叫做分批启动方案。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经济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设计的方案是分17批启动之后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分17批启动？为什么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同维尔滨、丹娘一起讨论过，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说为什么这样，我还要做一些分析以后才能告诉你。当时设计是在列宁格勒的第二设计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个时候同设计院在行政组织上没有关系，设计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在业务上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并不知道已经有了17批方案，到中国来一看，资料上面有一个17批方案，于是他就提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也是参加这个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为什么这样。经过分析，我告诉他说，17批是不是最好，我并没有把握，这要实际运行以后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诉他，级数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厂之后拿的产品就越多，假如级数分得少，拿的产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级数分批要通过理论计算才能得出来。卡拉卡立搓夫是铀浓缩厂负责生产的专家，他为什么对17批启动的方案表示质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调节器，而调节器要由苏联按时生产，要短期内交货，就很难保证时间。他在我们二机部三楼12号房间的一个套间办公，他的生活翻译是林棣。我是在三楼15号房间。他听了以后觉得我这个分析是对的，并且问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诉他计算方面有四五个人，他说，能不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做做这个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较好？那就做吧，我们就在那里搞这个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结合现场实际，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为分批启动要有很多管道联接，有很多条件限制，设备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频繁。操作越多，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们的设备都是从苏联进来的，如果分17批启动，还差20多台调节器。于是教授和我们一起讨论确定出减少批数的方案，然后交给王亮娟等一起计算。经过反复研究，算了很多稳态级联方案，最后提出了一个分9批启动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后，其他的苏联专家反应很大，因为方案一变，所有的供应管道设备采购甚至包括一些辅助系统都要更改。正好这时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据协定，苏联派过来一位总工程师，叫布扎也夫，原来是苏联铀浓缩厂的一个总工艺车间主任，还有谢苗诺娃等专家，一共有十几个人，住在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审查。他们看到原先的17批启动方案被改成9批启动，意见很大，维尔滨和丹娘见了我就说，我们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么能这样，说变就变，也不跟我们商量。我一听，有些不好意思，感到特别为难，我后来找到卡拉卡立搓夫，说你得出面跟他们做做工作，我自己给他们解释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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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2）

气体扩散究竟怎么个启动法，当时确实令人头疼。白文治说，改这个启动问题是在1959年冬天，卡拉卡立搓夫找布扎也夫去谈9批启动方案，叫王成孝汇报。布扎也夫一个人不好做主，又找来谢苗诺娃、阿布津和约尼斯基三人一起谈。结果他们都赞成9批启动方案，他们都认为17批启动太繁琐，会给启动带来许多麻烦。接着，卡拉卡立搓夫找维尔滨、萨玛依洛娃和拉马斯基谈，也是叫王成孝汇报，萨玛依洛娃当场就跳起来反对，因为施工设计都按17批搞好了，如果改为9批启动就要做大量修改。维尔滨倒是比较尊重卡拉卡立搓夫，表示同意。这之后，卡拉卡立搓夫又找设计院工艺设计师契卡洛夫和尼古拉谈，契卡洛夫不高兴，但维尔滨已经妥协，契卡洛夫也只好同意。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