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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万，温州女人。

【炒房故事三】　数钱数得手发抖

温州苍南人刘先生的炒房流程在温州炒房团中既最普通也最富代表性，而这一流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快速“生产”钱的流程。

刘先生原是苍南县乡间一位有些名声的修表好手，1992年到杭州打天下，买了四季青服装市场一个摊位，改行卖起价廉物美的时尚手表。1999年，杭州楼市启动，他用摆手表摊挣的钱买了均价每平方米2000元的18套住房，每套约70平方米上下，靠银行按揭首付20％，一共掏出50万元。然后再花了一笔钱将所有住房简单装修，每套出租平均月收入1200元。一进一出抵消按揭月供后，18套住房每月还能给刘先生产生利润约5000元。2003年7月，房价已猛涨了一倍多，刘先生把18套房子悉数抛出，净赚280万元。两个月后，他又和几位苍南同乡相约潜入房价“洼地”苏州，以280万元作本钱，再次吃进一批闹市商铺，刚过半年，又是涨声一片。

“8年摆摊挣的只是4年炒房的零头。你想想，280万！数钱数得手都发抖！”刘先生兴奋地做了个极度夸张的手势，“这钱膨胀的速度就像爆爆米花———嘭！”

【炒房故事四】　腰上挂满钥匙的人———

所谓“腰上挂满钥匙的人”，意指温州某些炒家购置房产无数，并将其钥匙环挂于腰间。这等故事曾见诸多家媒体，情节类似，唯一的差别是腰上所挂钥匙的多寡。版本有几种，有挂22把的，有挂35把的，有挂50把的，最惊人的是72把。

我一直怀疑这类报道的真实性。20世纪80年代，一夜暴富后的温州人10个手指戴满黄灿灿金戒指的故事听说过，而腰上挂72把钥匙，有这个必要吗？真想炫耀，就当是勋章直接挂在胸前岂不更酷些？一位上海的圈内朋友向我证实，在当地，他还真见过腰间挂着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这位朋友描述道，此人的房产几乎全部租了出去，但极敬业，每天的唯一工作就是按照钥匙的顺序，挨家收租金。一天两户，轮一圈，一个月正好做完功课。此人其貌不扬，和颜悦色，虽然家产数百万，却很节俭，一般舍不得“打的”，每次都是挤公交车上门收钱。如果不知底细，的确容易被误认为是抄煤气表或催电费的。

据说，此人很瘦小，体重估计不会过百斤。60把钥匙，怎么也得有十来斤吧？真难以相信其细腰竟能承受如此之分量。

这样的故事不必再说下去了。在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中国房地产业大牛市中，温州炒房团为谜一般的温州人再次给出了个性鲜明的注脚。

正如北方一家著名媒体所评点的：狼来了！这批来自南方的狼并不孤独，而是成群结队，穿行于城市。狼过处，寸草不生！

烂尾楼的春天

有不少温州人曾被称作炒房豪客，拿下8套、10套者有之，将一层楼面揽入怀中者亦有之。然而，又有谁敢斗胆通吃整整一栋摩天大厦？

事实上，这样的神话一直都在上演。构成神话的基本素材是令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烂尾楼。创造神话的，也不再是无名无姓的神秘买家，而往往是有头有脸的温州精英人物。其手笔之大、思路之精，可圈可点。

温州人的烂尾楼之恋始于上海。

烂尾楼的官方说法为“停建缓建工程”。据考证，“烂尾”一词源于南方，意为有头无尾。由此引申，烂尾楼即无法如期竣工的半拉子房产工程。造成烂尾的原因各不相同，如资金链断裂、市场定位不准、债务纠纷等，但大面积烂尾往往有其深刻的政策背景。最著名的莫过于海南烂尾楼。12年前，在海南建省、经济超常规发展及打造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等诸多政策利好信息的强力刺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万淘金者将2000亿巨资砸向这个总面积不过数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房产热潮急剧膨胀，一时间，盖房如同抢钱。但不久终因需求乏力而难以为继，遗落烂尾楼遍地。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广西北海，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有着“碧海银滩”的美丽小城与无处不在的烂尾楼一起走红。

上海烂尾楼主要形成于1996—1998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催生了以浦东开发为支点的上海经济复兴。1992—1995年，上海滩迎来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第一波巅峰期，境内外投资商蜂拥而至，营业性写字楼炙手可热，租金急速上扬，1995年达到了1。74美元平方米·天的最高点。这直接引发了上海写字楼用地批租和建设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国家实行宏观调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沪上写字楼迅速低迷，租金水平在1999年跌入0。5美元平方米·天的谷底。由于数年建设周期的滞后性，1996—1998年，大批商务楼宇纷纷拔地而起，以写字楼为绝对主体的上海烂尾楼也由此浮出水面，成为畸形的城市伤疤。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烂尾楼最多时共达200余处，至2003年仍有130多处，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其中市中心静安区为烂尾楼数量之最，计58个，占总规模的44。08％，其后依次为浦东、长宁、徐汇等区。

最早对上海烂尾楼产生兴趣的温州人是以“胆大包天”一鸣惊人的来自苍南县龙港镇的农民王均瑶。

2003年11月当选为上海浙江商会会长的王均瑶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在大多数中国人连飞机都没见过，买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介绍信的1991年，他竟“打动”湖南省民航局，开辟了温州—长沙首条私人包机航线，随后又成立了中国首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那一年王均瑶才24岁。

1999年12月，心比天高的王均瑶将旗下均瑶集团的总部移师上海。2002年3月，他又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垄断性民航主业的私营企业。

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浙江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吸引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甚至不少温商私下都说王均瑶的企业“外强中干”：包飞机亏损，乳业也未必赚钱———“就知道搞宣传！”

然而，发生在上海的“烂尾楼战役”终于让这些人领教了王均瑶的腰究竟有多粗，打捞真金白银的本事究竟有多大。

这可能是有案可查的温州人成功操作烂尾楼的第一单。资深记者叶丽雅对此作了如下记录：

2002年10月，王均瑶突然出手3。5亿元（内含2亿元装修费），从上海市政府直属的上海久事公司手中收购了位于繁华的徐家汇肇嘉浜路的烂尾楼金汇大厦。此楼高32层，总面积8万平方米，当时大厦的土建已经全部完工。王均瑶目标既定，速战速决，当年7月看中，8月谈判，9月签意向书，10月签约，11月办妥了所有手续。

买下这幢楼之后，均瑶集团对其外立面及内部空间进行了调整和再分割，并开始给写字楼重新定位，特别聘请了加拿大WZMH建筑设计事务所、香港戴德梁行、美国高纬物业等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参与设计、建设和管理。2003年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精心策划的“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命名仪式在金茂君悦酒店举行。那场盛会被业内的朋友誉为“规格极高”，而对写字楼别出心裁的定位———徐家汇标志性“甲级5A智能写字楼”也似乎非常有效，其楼价在命名仪式之后暴涨了近一倍。未经考证的说法是此举还顺带拉动徐家汇地区的烂尾楼价格全线上浮15％左右。

均瑶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凌云介绍，该写字楼一半出租一半出售，每平方米售价为1800美元，折合人民币1。4万元。“这还是期房的价格，今后肯定还会往上走，”庞凌云对均瑶集团玩转资本让烂尾楼“咸鱼翻身”的战绩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最有说服力的是数字，8万平方，单价1。4万元，扳脚趾头算算就知道了！”

这一算结果的确惊人：王均瑶弹指间进账7亿元以上，资本回报率超过200％。

王均瑶是温商烂尾楼之恋的第一人，但绝非最后一人。2003年11月，温州资本背景的飞洲集团一举收购沪上“烂尾楼王”宝通大厦，再次让一向自视甚高的上海人不得不放下架子。

宝通大厦位于上海徐家汇漕溪北路与零陵路交汇处，前方正对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左边紧邻上海首家五星级的华亭宾馆，1994年由台商与内地一商家联手兴建，1997年，接近收尾的大厦深陷困境，一“烂”就是6年，曾被讥为沪上“最大烂尾楼”。由于楼盘地理位置极佳，虽然已是面目憔悴的“老姑娘”，出嫁的身价却奇高。飞洲集团的温州老板郑生华掏出了7亿元天价方将“宝通”纳入怀中，这个价格比2003年初轰动上海的大正三角地广场烂尾楼拍卖价整整高出2。3亿元，创造了上海烂尾楼收购之最。

郑生华为“宝通”梳妆打扮开出了3亿元的账单，请来法国著名设计师，将原先单调的大厦造型变脸为时尚的扬帆设计，外墙改换玻璃幕墙，大厦11部电梯全部调换成瑞士“迅达”，1—6层是高档商场，7—30层定位于顶级写字楼，目标是打造徐家汇的商业“航母”。

同年12月11日，经过香港、台湾及内地几十家代理公司的激烈比拼，郑生华将已更名为“飞洲国际广场”的新“宝通”商铺销售独家代理权交给了“最靠得住”的同乡———温州商人吴昊创办的超然不动产营销机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