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
赵兴自己也想不出解决办法,他只好沉默。
停了一会,他怏怏请求:“城门大概关了,恩师今日宿在这里吧,我让人通知师母。”
这是苏轼第一次进赵兴的院落,以前赵兴不在,只女主人在家,他不方便出入。现在,他已经没得选择了。随着他的点头,一名相貌不类中原人的壮汉应声走进房内,接受吩咐后,转身而去。
“辽人?”苏轼指着那人的背影问。
“是!辽国头下兵,因罪处死刑,兄弟与其父皆受株连,我用三斤茶叶换了他们父子三人性命”,赵兴轻描淡写地回答,但苏轼听到却如晴空霹雳,他惊问:“你竟然去了辽国?”
这年代,宋人把辽国看做是猛兽横行的地方,出使辽国的使臣临行前都举办类似葬礼的送别礼,没想到赵兴如此胆大,不仅深入辽国,还带回了几个“头下兵”。
从唐代开始,契丹人就把抢劫中原百姓当作致富捷径,他们让那些身强力壮汉人俘虏自己建立城镇,命名为“头下城”,契丹军事贵族们则从头下城挑选私奴成立私甲,称之为“头下兵”。头下兵亲属则称之为“头下户”。这种习惯他们一直保持到宋代,被掳掠的宋人也在建立“头下城”——现代,主流舆论用汉语称之为“民族大融合”的典范。
在辽国,“头下兵”属于精兵,因为他们的奴隶待遇,所以属于一次性消耗品,军法严苛,不胜则死。为此,他们每战都打的特别凶横,成为各国所畏惧的死士。
他们是群弃民,他们没有明天,所以他们格外桀骜——民不畏死,还有什么可令他顺从?
但现在,这名头下兵却表现得很顺服,赵兴一声吆喝,他二话不说就走出去,温顺的令苏轼难以置信。
“嗯,不仅去了辽国,还去了高丽,高丽翡瓷就是这趟的收获”,赵兴显得情绪低落,他恹恹地回答:“这两个国家……恩师,这两个国家对恩师的诗词都很……追捧,对,是这个词,追捧。不过,我认为,恩师最好不要知道——辽乃敌国,高丽外邦,这事传出去,怕有大麻烦。”
苏轼当然明白了,俩倭鬼在他身边伺候,虽然日本人都骄傲地写进自己的历史,可他从不提。这种事赵兴要不提醒,他反而要提醒对方注意。
闲聊了几句辽国高丽风物,赵兴不经意地问:“恩师,你写了‘刺牛”,就我当日在院中杀牛那破事,恩师也写进文章里了?……我倒希望学士把那份文稿毁去!“
“刺牛”一文,苏东坡按类似石钟山记的写法,写得像一篇科学考察报告。除了写赵兴的冷静外,还记述了赵兴的解释——为什么从脖颈一剑刺去,就能让牛无声无息死亡。虽然他在文中没有渲染,但苏东坡何人?即使他不渲染,赵兴引剑刺牛的行为也让他写的惊心动魄。而赵兴刺牛后,带着淡淡微笑,温柔擦剑的行为更令人毛骨悚然。
宋代是什么时代,这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文人诗歌相酬是风雅,身配一把剑则是武夫。赵兴在刺牛过程中显得极为冷静,冷静地近乎于冷酷,传扬出去,有哪个文人还敢跟他交往。
苏轼随口反问:“现在,我的文章敢轻易示人嘛……啊,我明白了,原来,胜之哭着从后堂里,她是跟你在一起。”
苏轼聪明,马上知道了缘由:“那篇文章只有徐知州的宠妾胜之看过,当时,其余那些宠妾只顾玩赏雪堂,独胜之将那文章看了又看……可你跟胜之并不熟,难道——?不,我不信你跟她有私情。”
赵兴尴尬的一笑:“我跟胜之那小女娘只见过一面,但她刚才在后堂却求我收留。求之不果,便高歌而去。”
“这事你做得对啊!”苏轼语重心长叮咛:“徐知州,那是你的‘座师’——虽然现在禁止这称呼,只准称‘天子门生’,但私下里大家还是认这份关系的。你以座师之妾为婢,恐怕,你只能远逃海外,才能躲过啐骂。”
苏轼的意思是说:如果赵兴一意孤行,会给社会带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舆论压力和一直以来都面对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如此认为”赵兴恹恹地回答:“算了,不提这个,我从倭国带回来一部大书,叫‘源氏物语’,老师可愿看看。”
《源氏物语》成书于何时已无可考证,但80年前,它便被倭人相互传抄——用中文。赵兴看到这本书后,觉得不能任由倭人拿去中国文学作品,一点不付版税就开印。作为补偿,自己也该拿走倭人这部书印刷,还要回头卖给倭人,这才叫有来有往。
目前,这书稿的雕版工作已经开始,赵兴打算印它几十万册,一半在国内销售,一本让倭人买回去——嘿嘿,自己的书,还要花钱“进口”,想必数百年后,倭人想起这事都要气死。
但是,他不知道文字狱过后,该书内容是否犯忌,因而先给苏轼过目一下,让这位大文豪把把关。
这本小说一下将苏轼吸引过去,以至于连赵兴何时告辞他都不清楚。等中午时分,他肚子饿了,这才将目光从书中移开,而后,他发现整个大院只剩下三名男仆,一位是昨晚见过的那名“头下兵”,另一名垂垂老翁似乎是“头下兵”的父亲。还有一位高丽人打扮的武师守在门边,望向他的目光很热切。
苏轼向那名“头下兵”招招手,问:“离人去了哪里?”
“头下兵”听到招呼,伏地叩首,答:“耶耶,我家老爷今早给您请安了,当时耶耶心不在焉,所以老爷留下小人伺候——今天是老爷返江夏祭祖的日子,屋里程姓爷都走了。耶耶有何事,尽管吩咐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