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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中国为中心（第1页）

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由于中国动乱导致的其他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已发展到了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神秘，但层层外罩遮住了它的本来面目，揭幕之前它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在帐幕落下时，被长期掩盖的事实才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我们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它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感觉到移动脚步，但已走过了多年的光阴，导致原有的机会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粗心及懒散，使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不过，正如上文所言，争执地带并不是只有中国。只要稍作改变，对中国的评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关注亚洲国家民众的情况比关注其他国家的更重要，这绝不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采取的掩饰或借口。因为国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是无需遮掩的事实。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证明（针对具体事例的情况除外）。不过，为了更恰当地处理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政府做的任何决定只有优先考虑和它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状况，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的、目光长远的决策。“自然权利”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与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不同，因为后者不是一个人自然享有的权利而是被赋予的。而一个地区的人民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不仅与自然权利有关，也会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等诸多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来造福人类，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外来力量强制执行就是正当行为。当然，也要考虑具体情况，即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对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大众的利益不一定与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为后者没有代表性，它们既不能体现国民的意愿，又不能尽力造福国民。它们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没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它们在世代沿袭中产生了种种缺陷。既然情况如此，那么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结束它。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现今的动荡局面。假如情况相反，由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相互制衡，而后者的商业利益要靠和平环境的维持，海上强国就能轻易地防止影响他国利益以及危害它们存在的行为的发生。如今，内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现存政府的毁灭，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将会怎样。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统治者，也可能取代他们。不过，这两种做法都与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美国可能希望在东方出现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国家的统治，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获取长远的利益；另外，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出现独占势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扩张行为。

我们知道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依赖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这不仅能防止任何国家处于主宰地位及国家联合局面的出现，也能使国家健康发展，提高东方国家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能使东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过的。虽然欧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东方国家也能发生上述变化，那么新注入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上述变化在日本这个小国已经得到体现，它的变化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即我们从外国的制度中吸取精华，同时保持本国原有的特色。虽然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政府瘫痪之苦，但外来的推动力促使它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革命过程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的大小来决定。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程度与本国问题的多少，以及针对范围的大小有很大的关联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日本较小的地域、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进步的关键。由此可知，增加对外接触点有利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接触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发挥作用。

多个国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异有利于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且形成的局面能够维持平衡，而且多个国家介入中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影响的多样性虽然可能导致政治分裂，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管理和世界的总体局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让所有的中国人信奉一种精神，被一个人管理是不现实的。虽然中国没有多个政府，也希望出现有不同政策观点的派别，这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对各个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在中国展开的斗争惴惴不安，因为这是不可改变而且应该被接受的事实。当前的行动要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该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忧心，中国人反而应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去采取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最有利的行动，这必须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认清当前的形势，争取实现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它们的冲突。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德国、英国和美国，因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合作，而合作的实现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国有着统一的政治观念，因而俄国不会因组织的问题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求同存异达成一致，而这一点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及国际谅解的达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国家中，由于法国和俄国是联盟关系，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俄国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对的是有关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问题。无论是作为有着利益纷争的邻国而言，还是在地中海的冲突目标都显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其他国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纽带，而法国在地中海坚持不懈地建立霸权的行为加速了该纽带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危机，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国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于法国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体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国人的性格中缺乏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这是任何性格长处也无法弥补的。上述的敌对关系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法国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会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与条顿文明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影响不可替代。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虽然日本是亚洲国家，但已经通过卓有成效的内外措施，取得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文已经说到，日本的组成力量要求它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另外，日本幅员的狭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对大陆领土的企图。换言之，日本希望扩张领土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尽管西亚和地中海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明显不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那样。不过，日本和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它的国土狭小、人口稀疏导致它没有可用于远方的力量，而美国就不会这样。况且，亚洲大国的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实力，尽管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除俄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在扩张领土方面可能都会受到限制。所以，通过商业或者政治联系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是一条可取之路。这可以借助海上力量，因为海上力量具有机动性，既可以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用于其他地区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等等。

欧洲国家和日本在权力类型、运用方法及当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发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源生文化和传统习惯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是欧洲文化对它来说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并非自己所固有的。对欧洲人来说，欧洲文化则体现着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维习惯，是几个世纪发展、演变的成果。在演变过程中，外来文明在当地民族特色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有着永恒的特点，但它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们看来，日本的劣势是可以挽救的，因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欧洲文化，还没有与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两种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在政治变革的短时间内，日本的文化改变不会太大，因为长期习惯和思考方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国、英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极有可能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由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似的思想所指导。如果日本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形成的局面是：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尽管四国协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种族特点的差异还是会被人们所察觉，从而导致观点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日本对吸收欧洲文化的热情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期待欧洲文化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像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它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化的单纯扩展。因此，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改造过的亚洲，而非另一个欧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可能是最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