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报案好了。”
旱冰靴警察叫我跟着他走。我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两条街之外的马莱区警署。他领我进到警署里间的办公室。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办公桌前埋头阅读什么,其余人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法国人下班非常守时,警察应该也不例外。
旱冰靴警察把我托付给靠办公室里唯一的当值警官后随即滑行离开。被托付者中年秃顶,面貌同好莱坞演员尼古拉斯凯奇有些相像,不过人显得随和许多,顶也秃得厉害些。
秃顶警官合起正在读的书,抬头露出公务员式的微笑,右手伸出示意请我坐下。笑容明显亲切友好。我在桌子对面坐下,瞥了一眼书的封面——《三十口棺材岛》,莫里斯·勒布郎著。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先生?”他问。
“是这样的,四十分钟前我刚刚遇到抢劫。”我说。
“哦,抢劫。请等一等。”警官慢慢地从一沓文件下找到案件登记表,拿起一支水笔试了试还有无墨水。“您不是法国公民吧?”
我说自己是来法国旅行的中国游客。
“请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护照也被抢走了。”
“嗯,这就有些麻烦了。”
尽管有些麻烦,却也并非好毫无办法可想。警官打电话给机场确认我的身份,又从电脑上核查到我的入境登记。我看着他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接着请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好吗?当然,过程越详细对我们越有帮助。”
我从下飞机开始说起,如何上的出租车,如何在车上瞌睡,睡醒后如何发觉身处不知名的黑暗小巷,司机如何拿出左轮手枪,如何不慌不忙地告知我抢劫事实,如何拒绝了我要回护照的请求,我如何下车,如何遇到穿旱冰靴的警察来到这里。被抢的包里杂物也一一列出。现金、旅行支票、信用卡的数目也大致告知。秃顶警官停笔,善解人意地拿纸杯倒了杯矿泉水给我。我一口气把纸杯里的水喝完了。
“您有没有注意到出租车的车牌号?”
“没有。上车前没有想到,下车时没有看到。”我说,“我只知道出租车的司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他说自己来自奥斯陆。”
警官补上这点,又问了司机的面貌特征。我回答说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征,金发碧眼,高大强壮。他低头记上。
“衣着呢?”
“他好像穿着一件黑色夹克。”
“您确定他拿的是真的手枪么?”
“不知道,大概是真的。”我说,“是左轮手枪,就是西部片里大多数牛仔用的那种左轮手枪。”
“西部片左轮手枪……口径清楚么?”
“不清楚……应该不大也不小。”
“不大也不小?嗯……”他为难似地发出鼻音,“那枪管长短呢?”
“长短……不长不短的样子。”我比划着说。
“不长不短……”
“……”
“您对周遭事物可真够关心的。”警官摇头一笑,停笔不前。“不是我怪您,先生。但是从您的叙述里能够提炼的有价值的线索基本为零。综合起来就是巴黎有个年轻的北欧司机,开黄色的雷诺出租车,持不大不小的左轮手枪,用不怎么典型的亚森·罗平方式温文尔雅地洗劫了您。仅此而已。”
“我不是军火专家,也不是作家或画家,缺乏那种职业观察力。”我为自己辩解,“所以疏忽某些细节在所难免。”
警官以耐人寻味的眼神打量着我。
“您的世界观类似萨特——他人即地狱?”
“这和萨特的世界观无关。”我强打起精神说,“相比看而言我更注意听到什么。比方说,车上当时放的是爱蒂特·比亚芙的香颂。”
“真有您的。”他低头补上一笔,“您有别具一格的幽默感,先生。”
不是我具有什么幽默感,应该是生活本身就非常幽默。我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我并不热衷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巴黎秃顶警察讨论世界观。
警官从文件柜找出巴黎地图,铺在桌面上,同我一起寻找案发地点。我们以比拉格街为起点,逐条排除街道。二维平面地图与三维现实场景的转换令人头疼。当他确定案发巷道时我不由吁了口气。虽然我拿不准出事地点是否是他指定的地图坐标。
“本来应该警车带您去现场勘察一番的。”他就地图一事解释说,“可是巡逻车正在检修。不是说你的案件我们不重视。您能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