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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麦乔治·邦迪和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呈交了一份简短但内容极具爆炸性的备忘录。那天早晨，我们与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宫谈判厅深入讨论了备忘录，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该厅咨询过内阁成员。麦乔治·邦迪和我认为事态已发展到严峻关头，我们想让总统了解，这种事态对我们的想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告诉林登·B·约翰逊总统：现在我们两人坚信，我们的现行政策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我们目前在等待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十二月份的各项命令显示，我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除非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在过去六个星期中，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鲍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绝无成功的希望，除非我们的政策和侧重点发生变化。

西贡的根本困难来自当地人们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来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为坚决反共的政策尽职尽责。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反击越共对我们的设施发动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起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

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第七章　决定扩大战争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们提交“岔路口”备忘录后的六个月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严峻的一个阶段。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遇到了我们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最终抉择，使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干预越南事务的道路，这次干预最后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并使美国陷入了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分化状态。

在此重要时期，林登·B·约翰逊发动了对北越的轰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队，使美军人数从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还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这些决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经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埋下了日后发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威廉·约翰逊总统未能使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为什么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军事策略未经充分辩论？为什么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扩大了战争而不是抽身而退？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动的内在意义？国内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总统建设“伟大社会”的抱负和两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对越南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希望、忧虑、感觉和判断——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收到我们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派遣麦乔治·邦迪去西贡评估有无出现稳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讨美国是否应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倾向于支持采取行动的人（包括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认定，此举会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美国愿意为南越而战，这样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础得以加强。

西贡的形势证实了麦乔治·邦迪最大的担心：南越的将领们在继续内讧和迫害佛教徒；政客们依旧没有实权；教徒们坚持在街头示威和抗议，麦乔治·邦迪致电总统：“非共产党军队目前的情况就像在进行内战中的内战。”

麦乔治·邦迪访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药和迫击炮袭击了南越陆军司令部和西贡以北二百四十英里处的波来古附近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八名美军死亡，一百多名受伤。在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麦乔治·邦迪立即建议给予北越报复性的空中打击，这是华盛顿数月以来一直在考虑的。

越共对波来古的进攻和我们做出的反应导致了战争的升级。

总统一收到麦乔治·邦迪的建议，即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有国会领袖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虽然对北越的空袭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因为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正在河内访问，但几乎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苏联问题专家汤米·汤普森和乔治·鲍尔）都要求对越共的进攻予以还击。只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坚决反对。他隔着会议桌直视着总统说，即使河内没有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他说，“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们”，否则的话，“越共不可能发动这次突然袭击”。他呼吁林登·B·约翰逊慎重考虑这个事实，因为报复性的空袭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只说不练了”。总统听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发言后，依据“东京湾决议”赋予他的权力下达了空袭命令。

第二天晚上，麦乔治·邦迪带着一份报告返回华盛顿，报告称：越南的形势每况愈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失败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实际影响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胁。现在没有办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负担，也不能通过谈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而使我们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谈撤退都意味着投降。

麦乔治·邦迪建议采取渐进而持久地轰炸北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