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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我——相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鲜双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将核武器作为抵御常规军队入侵的威慑力量，同样也会付出长期高昂的代价，即随时存在相互进行核攻击的危险。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当时，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几年前刚刚解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备忘录中指出：“将原子能用于战争，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过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议将核力量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的一个无否决权的安全委员会，从而“普及热核武器抵御战争的能力。”

近几年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议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专家们的响应，然而，我认为，公众或许尚未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在三个报告和一大批虽不保密但却并未广泛传播的声明中。

这三个报告都发表于一九九○年之后：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C·琼斯将军签署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击外没有其它用途。“该委员会相信美国和俄国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两千个核弹头。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威廉·J·克劳上将。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力量可减少到各自拥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该文在收入一本书时进行了扩充，其中说道：“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将不是二十一世纪初可达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统帅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上将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现存的五个核大国应该将核武器储备降到每国二百枚，而最终结果则应该是零。

这三个报告不应使人们感到惊讶。因为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军事和文职防务专家对核武器的军事价值表示怀疑，以下是他们的观点：·一九八二年，英国国防总参谋部七位退休参谋长中的五位曾表示，他们相信，根据北约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将会导致灾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谋杀前的几个月说道：“作为一名军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么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菲尔德·马歇尔·卡弗勋爵在一九八二年写道，他完全反对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鲁塞尔讲演时明确表示，他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美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苏联。他说：“我们的欧洲盟国不应该总是要求我们，增加我们不可能拥有的战略保卫力量。因为，即使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我们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将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

·原美国太平洋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诺埃尔·盖勒将军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们的任何核武器都没有实际的军事使用价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价值是，阻止我们的对手使用他们的核武器。

·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BBC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灵活的反应（北约的战略要求在反击华约的非核攻击时，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并不是说它过时了，而是说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将愿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补充所谓常规力量的不足，这种看法从未使我信服。”

·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说：“一个世界范围核为器零的选择加上充分的检验，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目标……这些武器……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使用价值。”

·前美国空军总参谋长和前战略空军司令拉里·韦尔奇将军最近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取决于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动，那将是完全没有理性的行动。”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国航天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查尔斯·A·霍纳上将宣称：核武器已经过时了，我想彻底摆脱它们。“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在许多次私人谈话中，开始是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后来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都曾建议无论何种情况，无论任何限制条件，他们都永远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不能公开谈论我们的立场，因为这与北约的现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举了有关核武器作用的两种完全相对的观点，一方以现政府、布热津斯基和里德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莱尔德和施密特为代表——但是，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却意见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将无异于引火烧身。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讨论，以为五个核大国的长期方案做出优劣得失的比较。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案中进行选择：一、继续执行当前的“持续威慑”战略。这意味着使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弹头限制在每个国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总统和叶利钦已就这个数字达成了协议。

二、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如同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提议，由琼斯将军和克劳将军支持的那样——两个最主要的核大国各保持不超过一千至二十枚核弹头。

三、像我与古德帕斯特将军强烈主张的那样，所有的五个核大国，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归无核的世界。

如果我们敢于打破那个统治着核大国四十多年之久的关于核战略的思维定式，我相信我们就的确可以将妖怪放回瓶子里。反之，则存在一种真实的危险：二十一世纪将可能目睹一场核悲剧。

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说过：“降低将要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威胁，在所有需要考虑的问题中，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他无疑道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