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告辞离开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先生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垂下眼睛看着它,目光却没有焦点。内线电话小声地响起来,他拿起桌上的听筒。
“什么事,迈尔斯小姐?”
“霍尔登先生来了,先生。”
“对,对,他有预约,我想已经晚了四十多分钟了吧。他说了为什么来晚了吗?……是,是,我很明白。每次迟到他都是这个理由。你告诉他我已经在接见下一位客户了,没时间见他。你跟他约下周,好吗?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好的,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听筒,一脸深思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但还是没读它。他的思绪飞回到了过去。两年——差不多正好两年了——今天早上来的那个穿着黑漆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奇怪小老头问了各种问题,把他带回到过去之中。
现在他在脑海中回想着两年前的那场对话。
他再一次看见,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个女孩儿,矮小,健壮——橄榄般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高的颧骨,浓黑突出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张饱含热情的脸,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一张经受过痛苦的脸——也许一直都要承受痛苦——但是永远也学不会接受苦难。她是那种会一直反抗到底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他想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怎么做到了——她到底做到了什么呢?谁帮了她?有人帮了她吗?肯定是。
他猜她回去了,回到中欧某个动乱不断的国家。她从那里来,她属于那里,最终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她想要失去自由。
杰里米·富勒顿是法律的支持者。他相信法律,蔑视现在很多法官总是从轻发落、墨守成规。学生们偷书,新婚少妇在超市小偷小摸,女孩儿偷拿雇主的钱,男孩儿毁坏电话亭拿里面的硬币。他们中没有人是真正需要钱,没有人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小被溺爱,什么都不懂,只相信他们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在他那坚定的坚持法律的公正的信仰之下,富勒顿先生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可能会为人们感到难过。他可能会,也确实为奥尔加·塞米诺娃感到难过,尽管他没有被她为自己激烈的辩护所影响。
“我来寻求您的帮助。我想您能帮我。去年您对我很好,您帮我填了那些表格,我才能多在英格兰待一年。所以当他们对我说‘你有权不回答任何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可以找律师代表你’的时候,我想到了您。”
“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富勒顿先生记得他当时说这话时是多么冷静和冷漠。因为要隐藏他的遗憾,说起话来就更加冷漠,他说:“并不合适。在这个案子里我没办法在法律上代表你。我已经代表德雷克一家了。如你所知,我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律师。”
“但是她已经死了。她死了,不再需要律师了。”
“她很喜欢你。”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很喜欢我。这也是我要告诉您的。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钱留给我。”
“她所有的钱?”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她不喜欢她的亲戚。”
“你错了,她很喜欢她的侄子和侄媳。”
“好吧,她可能喜欢德雷克先生,但是她不喜欢德雷克夫人。她觉得她很烦。德雷克夫人总是干涉她的生活。她不让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做她一直喜欢做的事,不让她吃喜欢吃的东西。”
“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试图劝她的姑妈听从医生的嘱咐,注意饮食,不要过度运动,等等。”
“人们都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嘱咐。他们不想被亲戚干涉。他们喜欢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吃喜欢的东西。她有很多钱,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她很有钱——有钱——有钱!她可以用她的钱做任何事。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德雷克先生和夫人,他们有一栋好房子,有足够的衣服,还有两辆车。他们非常富有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
“他们是她唯一在世的亲戚。”
“她想把钱留给我。她为我难过。她知道我受过很多苦,她知道我爸爸被警察逮捕了,我和妈妈再没见过他。她知道我妈妈的事,也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我的家人都死了。很可怕,我经历的这一切。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您没站在我这边。”
“没有,”富勒顿先生说,“我没站在你那边。听到你经历的这些事,我很难过,但是你又惹祸上身了。”
“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了什么?我对她很好。我给她拿了很多医生不建议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和黄油。他们一直只给她吃植物油,她不喜欢植物油,她想吃黄油,她想要很多黄油。”
“这不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照顾她,我对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好心地签了一张纸,把她的钱都留给我了,然后德雷克一家就来找我,说我不应该拥有这些钱。他们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说我不正当施压。还有更难听的话,越来越难听。他们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胡说八道。她写的,她亲笔写的。那时候她让我离开房间,把清洁女工还有园丁吉姆叫过去了。她说他们得在上面签字,我不能签。因为我会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不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我的生命里就不能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幸福?我知道这件事后还计划去做很多事,那些计划是那么美妙。”
“我毫不怀疑,是的,我毫不怀疑。”
“为什么我不能有计划?为什么我不能高兴?我将会很幸福很富有,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错什么了?没有,没有,我告诉您,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向你解释过了。”富勒顿先生说。
“都是谎话。您觉得我在说谎。您说我自己写的那份遗嘱。不是我写的。是她写的。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富勒顿先生说,“现在听着,别再抱怨了,听我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经常让你尽量模仿她的笔迹写信,是真的吧?那是因为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传统,认为用打字机给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写信是不礼貌的。现在没人关心信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了,但是对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来说那就是无礼。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哦,奥尔加,’她说,‘按我刚才让你速记下来的话给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写,写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让我练习她的笔迹,注意她的笔画是怎么写的。‘只要和我的笔迹有些像,’她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觉得我自己连字都写不了了。尽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风湿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体回信,”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后面注明‘秘书代写’之类的。”
“她不让我那么做。她希望人们认为那就是她亲笔写的。”
这一点,富勒顿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风格。她总是非常不满一些事实: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儿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远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说:“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没什么我做不了的。”是的,奥尔加刚才告诉他的绝对是真的,而正因为这是真的,才使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签的最后那条遗嘱补遗在最开始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办公室,富勒顿先生回想起来。他们起了疑心,是因为他和他年轻的搭档都非常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体。小科尔最先说:“您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了那条补遗。我知道她最近得了关节炎,但是看看这些我从以前的文件里找到的她的手写字。这条补遗不太对劲儿。”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说在字迹问题上可以询问专家的意见。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补遗上面的手写字绝对不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的。如果奥尔加没有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写跟这个一样开头的一条补遗——“为感谢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心,以及她对我表现出的亲密和友善,我赠予她——”这是补遗的开头,也只能这样开头。如果她在下面明确写明有一大笔钱要留给忠诚的互换生女孩儿,亲戚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太过了,但他们还是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亲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过去二十年的四份遗嘱中剩余财产继承人的侄子,把遗产都留给这个陌生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是路易丝·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实上,一条不正当施压就能推翻这样一份遗嘱。不,她太贪婪了,这个激动热情的孩子。可能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诉过她会留一笔钱给她,因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关心,而且对她百依百顺,做任何主人让她做的事,这让老太太开始喜欢这个孩子。而这让奥尔加开始憧憬。她将会拥有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东西。钱、房子、衣服,还有首饰珠宝。一切东西。一个贪婪的女孩儿。而现在她要遭到惩罚了。
而富勒顿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觉、有悖他许多原则,为这个女孩儿感到难过。非常为她难过。据说她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遭受苦难,体会了国家的严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惧。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种特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孩子般狂热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