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爬上山坡。他突然感觉不到脚疼了。他想通了一些事情。之前他一直觉得那几件事互相联系,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联系起来的,现在他终于把事情始末理清了。他感觉到了危险——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有人随时会有危险。致命的危险。
埃尔斯佩斯·麦凯从门里出来迎接他。“您看起来累坏了,”她说,“进来坐会儿吧。”
“您哥哥在家吗?”
“不在。他去警察局了。我想是出了什么事。”
“已经出事了?”他很吃惊,“这么快?不可能。”
“啊?”埃尔斯佩斯说,“您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有人出事了,是吗?”
“对,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反正蒂姆·拉格伦打电话让他过去。我去给您倒杯茶,好吗?”
“不用了,”波洛说,“谢谢您,我想——我想我得回家了。”他一想到那又浓又苦的茶就受不了,于是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这种不礼貌。“我的脚,”他解释道,“我的脚。我穿的鞋不适合在乡间行走。我回去换双鞋应该好一点。”
埃尔斯佩斯·麦凯低头看看。“的确,”她说,“我能看出来它们确实不合适。黑漆皮鞋太挤脚了。对了,这儿有您一封信,贴的是外国邮票。来自国外——请松冠居斯彭斯警司转交。我去给您拿。”
一两分钟后她拿回来了,把信递给波洛。
“如果您不要这个信封的话,能把它给我吗?我想给我侄子——他集邮。”
“当然。”波洛取出信,把信封递给她。她道了谢,然后就回屋去了。
波洛打开信纸读起来。
戈比先生在外国的办事能力跟在英国一样高效并且不惜花费邮资,以最快的速度把结果告诉波洛。
实际上,里面的信息并不多——波洛也没指望会有多少。
奥尔加·塞米诺娃没有回她的家乡。她的家人都去世了。她有一个朋友,一位老太太。奥尔加她一直断断续续地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在英国的生活。她和雇主的关系很好,虽然她的雇主有时候很严厉,但是很慷慨。
最后一次收到奥尔加的信是在一年半之前。信里提到了一个年轻人,还暗示他们在考虑结婚。但是那个年轻人,她没提到他的名字,她说他有自己的目标,所以现在一切都没确定。在最后一封信里,她高兴地提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美好的。后来再没收到她的信,她那位忘年交就猜想奥尔加大概是和她那位英国小伙子结婚了,换了地址。女孩儿们去英格兰之后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如果她们婚姻幸福,就不再写信了。
她没有担心。
这跟之前发生的事能对得上,波洛想。莱斯利可能提到过结婚,但是他根本不是认真的。据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很“慷慨”。有人曾经给过莱斯利一大笔钱,可能是奥尔加(用她的雇主给她的工资),引诱他伪造一份受益人是她的遗嘱。
埃尔斯佩斯·麦凯又出来了,站在台阶上。波罗询问她关于奥尔加和莱斯利的关系。
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这位行家说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隐藏得够好的。从来没听过他们俩的流言。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在这么一个地方肯定会有风言风语的。”
“小莱斯利和一个已婚女人搞在一起,他可能警告那个女孩儿不能向她的雇主透露一点消息。”
“很有可能。史密斯夫人可能知道莱斯利·费里尔人品不好,于是告诫那个女孩儿别和他交往。”
波洛把信叠起来,放进口袋里。
“我去给您拿壶茶喝吧。”
“不,不用了——我得回旅馆换鞋了。您不知道您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吧?”
“我不知道。他们没说让他去做什么了。”
波洛沿路走回他下榻的旅店,只有几百码远。他走到旅店门口时,门开了,旅店的老板娘,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乐呵呵地跟他打招呼。
“有一位夫人来这里找您,”她说,“等了有一会儿了。我告诉她不知道您具体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她说她要等您。”她补充道,“是德雷克夫人。她很焦躁不安,我能看出来。她平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那么冷静,但是这次我看她真的受到什么打击了。她在会客厅呢。需要我给您端些茶什么的吗?”
“不用了,”波洛说,“我想最好还是不用了。我先听听她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