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从来本本分分老实做人,不结交阿义阿华那些混混,可能早已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如果他不是因为一支手表,阴差阳错入得帮会,他与傅斟两人自然没机会相识。
如果他没蓄意设计,绑架傅斟,又怎么会受九爷青眼相加收为义子,进而与傅斟朝夕相处。
如果他不洞悉先机除掉傅元白,傅元白怎能容他来日羽翼丰满,与自己挣天下。
他要活着,就得去拼杀屠戮。要活得好,就不得不机关算尽。他不是没有爱,可是不活下去,拿什么去爱,不活得风生水起高高在上,有什么资格被人爱。
他也曾无数次的悔过,可是悔过悔过,就算再后悔,也没有一件事,可以重新来过。
从前傅斟赌气发火,君先生总是冷淡又笃定的说:别理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可是这一次,没有明天了。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蒋委员长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上海船运业界积极响应。君先生征得我的同意,随其他老板一起,开出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至此,傅斟与他的元亨一起,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45
45、第45章记忆的句点。。。
上海解放前夕,龙二全家去了台湾。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
我曾经一度认为,像龙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她有钱有权,有身份有地位。国兴国亡,民生民苦,自由平等,这些又与她何干?能为了信仰抛下自己既得的利益,能为了毫不相干的人去冒险牺牲,才当得起伟大二字。
建国后,为了响应政策,她名下的产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慢慢的,又全部变为公有。她的豪宅被贡献给了国家,以分配给更多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居住。她自己先被安排在市妇联工作,但是因为她惯常高傲挑剔的臭脾气,不知不觉得罪了不少人。职位一调再调,一降再降,最后在区图书馆挂了一个闲职,靠微薄的工资度日。
后来的她再没穿过油亮的小牛皮马靴,衣服再不是光洁笔挺,上面也再没有了一颗颗白果大小的金扣子。取而代之的是肥大的蓝劳动布上衣,缀满密密麻麻的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这个曾经叱咤风云、总是对别人的逃避和懦弱充满讥讽的龙二小姐,在曾经属于她的金融大厦顶层,跳楼自杀了。
女人是柔韧而脆弱的动物,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却难以容忍些许的背叛。对爱情如此,对信仰,也是如此。
我曾经的爱人阿东哥,解放后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干部。一直在上海工作。他果然没有再来找我。
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很多有帮会背景的人都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波及。作为同生会的大小姐,我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我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站在缓缓开动的押解车上,身处于一群牛鬼蛇神之间,驮着大块的木牌子,上面书写着我的一项项罪名:黑帮女头目、反动派、国民党走狗、□。厚重的木牌坠得头颈生疼。当我徒劳的抬起头挣扎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阿东哥。这一刻,他假装不认识我了。遮遮掩掩的瞥过来一眼,立刻弹开。
从前他说为了国民天下,我便信他帮他等他。如今他齐家安身治国平了天下,国是他们的国,民是他们的民,天下自然是他们的天下。我被排除在外,成了敌人。
我曾为了他去阻挡秘密警察,曾为了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曾为他的组织贡献了大笔的银元,我曾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帮他运送药品。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怨言的等了他十年。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又偶遇了几次,他竟慢慢坦然的对我视而不见了。
曾几何时,傅斟说过:心一变,什么都理所应当了。
文革时,有人写信揭发他当年为红军运送的药品,是靠出卖肉体与敌人搞不正当关系换来的。他被拘押审查。她老婆来找我,恳求我出面证明他的清白。
我认得这个自称她太太的女人,正是那一年与他假扮夫妻的革命同志。我拒绝了她,望着她那张绝望的脸,心满意足的告诉她,写检举信的人就是我。她震惊又愤怒,不顾自己斯文得体的形象,恶毒的诅咒我死后下地狱。
我不怕这荒唐可笑的诅咒。此刻,我活着,就活在地狱之中,又何必害怕死后再下地狱。
或许是命运的玩笑,或许是坏分子的臭味相投,我和阿三最后走到了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我十分瞧不起阿三。他和我说话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我。永远不会闹脾气。永远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只会说:是、对、同意、可以、好的。永远唯唯诺诺的笑。甚至让人记不清他的长相。
我总骂他:“孙孝三,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拿出点自己的主意?你是谁的奴才吗?”
可是阿三总嬉皮笑脸的回答说:蔓华小姐,我懂得东西不多,也没读过什么书。我怕我说的做的会让你不满意,惹你生气。我只是想对你好,你说得,我就觉得对。你做的,我都觉得应该。你要的,我就尽力给你。你想走,那走到哪我只跟着就是了。
互生情愫彼此感同深受的两个人,并没有如书里说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看不惯他那股子低三下四奴才相的同时,他也颇苦恼我大把穷奢极欲的堕落习惯。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是罪孽累累被打倒被专政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