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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

按照我的经验，学校附近的台球厅，一般都是校园里“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学校规则的人，学校下了封口令，从他们口中套话，会比从普通学生那里询问信息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