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打开了十四号的房门。她说,恐怕海加蒂先生很忙。爸爸告诉她,他可是和年幼的儿子从都柏林中部一路走过来的,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还在车站等着他哩,假如海加蒂先生真这么忙的话,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他。
那个女人马上就回来了,说海加蒂先生腾出了一点时间,你们这边请。海加蒂先生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身旁的炉火烧得正旺。他问:你来找我干什么?爸爸站在写字台前,说:我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刚从美国回来,我们一无所有。战乱期间我为飞行纵队打过仗,希望你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我一把。
海加蒂先生翻着写字台上的一个大本子,查找爸爸的名字。他摇了摇头:没有,这里没有你的服役记录。
爸爸开始长篇大论。他告诉海加蒂先生他是怎么打的仗,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由于脑袋遭到悬赏,他又是怎么被迫偷偷溜出爱尔兰,以及他是如何培养儿子们的爱国心的。
海加蒂先生说他很抱歉,但他不能给每个声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效过力的人都发钱。爸爸对我说:记住,弗兰西斯,这就是新爱尔兰,小人当道。这就是人们为之去死的爱尔兰。
海加蒂先生说,他将调查爸爸的请求,确保让他知道调查的结果。他将给我们路费,让我们坐上返城的汽车。爸爸看着海加蒂先生手里的硬币,说:你可以再加一点,让它够买一杯啤酒吗?
噢,你想要的是酒,对吗?
一杯啤酒算不上酒。
就因为想喝一杯啤酒,你要步行好几英里回去,也让这个男孩跟着走回去,不是吗?
走路死不了人。
滚!海加蒂先生说,不然,我就叫警卫了,而且你可以确信,你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消息了。我们不供养喝黑啤酒的人。
夜幕笼罩了都柏林的街道。孩子在街灯下嬉笑玩耍,母亲站在门口呼唤着他们。一路上,饭菜的香味向我们袭来,透过窗户,我们看见人们围坐在桌旁,美美地吃着。我又累又饿,想让爸爸抱抱我,但我知道,在他绷着脸的时候,求他是没有用的。我让他拽着我的手,小跑着跟上他的脚步,一直跑到汽车站,妈妈和弟弟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妈妈和三个弟弟都已经在长凳上睡着了。当爸爸告诉她没要到钱时,她摇着头哭了起来:啊,天呀,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太太?爸爸告诉他,我们被困在汽车站了,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孩子们都饿了。那个男人说他现在就要下班了,可以带我们去警局,反正他也得去那里报到,可以看看他们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穿蓝制服的男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叫他警卫,这就是爱尔兰人对警察的称呼。他问我们在美国怎么称呼警察,小马拉奇回答说,条子。那个警卫拍拍他的头,说他是个机灵的小美国佬。
在警局,一个警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但他很抱歉,只能让我们睡地板。那天是星期四,单人囚室里住满了喝光救济金还不愿离开酒吧的男人。
那个警卫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甜茶和涂着好多黄油果酱的厚面包片。我们高兴极了,在警局里跑来跑去地嬉闹着。那个警卫说我们是一大帮小美国佬,他们要送我们回家。但我说不,小马拉奇说不,双胞胎也说不、不,所有的警卫都笑了。囚室里的男人们伸出手来,拍着我们的头,他们身上的那股味道,跟爸爸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回家时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那些男人说:天啊,听听他们说话,那声音就像大牌电影明星,你们是从天上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囚室另一头的女人们对小马拉奇说,他很招人喜欢,说双胞胎很让人怜爱。一个女人对我说:过来,亲爱的,你想吃糖吗?我点点头。她说:好吧,把手伸出来。她从嘴里掏出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放到我的手上。拿去吧,她说,一块好吃的黄油硬糖,搁进嘴里。我不想放进嘴里,因为她的嘴巴把它弄得又黏又湿。可是我不知道,当囚室里的女人给你黏糊糊的黄油硬糖时,你该怎么做。我正想把它放进嘴里,一个警卫走了过来,抢下那块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你这个醉醺醺的婊子,别招惹这孩子。所有的女人都笑了。
警官给母亲一条毯子,她躺在一条长凳上睡了。爸爸背靠墙坐着,在帽檐下睁着眼睛,抽着警卫们递给他的香烟。把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的警卫说自己是北方巴利米纳镇人,他同爸爸谈起了那个地方,谈起他们认识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像卡申达尔镇和图姆镇这些地方的人。那个警官说等将来拿到退休金,他就去内伊湖居住,每天钓鱼打发日子。鳗鱼,他说,鳗鱼多得是。耶稣,我就喜欢吃油煎的鳗鱼。我问爸爸:这是库胡林吗?那个警卫笑得脸都涨红了:啊,圣母,你听说过这个?这个小家伙想知道我是不是库胡林,一个小美国佬竟然知道库胡林的底细。
爸爸说:不是,他不是库胡林,可他是个要在内伊湖边钓鱼打发日子的好人。
爸爸晃醒我:起来,弗兰西斯,起来。警局里一片嘈杂,一个男孩一边拖着地,一边唱着歌:
谁都明白我为何想要你的吻,
非要不可,这就是原因,
如果非要不可,你这样的人,
可会爱上我,可会爱上我?
我告诉他那是我母亲的歌,他不准再唱了。但他只是抽了口烟,走开了。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要唱别人的歌呢?走出囚室的男人和女人们叫嚷着,抱怨着。给我黄油硬糖的那个女人停了下来,说:我喝了点酒,孩子。对不起,我愚弄了你。但是,那个从巴利米纳镇来的警卫命令她:快走,趁我还没重新把你关进去,你这个婊子赶快出去。
啊,关吧,她说,进来,出去,有什么关系?你这个欠揍的杂种。
妈妈坐在长凳上,身上裹着毯子。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递给她一缸茶,对她说:没错,我就是那个警官的妻子,他说你可能需要帮助。你想吃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吗,太太?
妈妈摇了摇头:不要。
啊,太太,像你现在这样虚弱,一定得吃个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
妈妈还是摇头。我真奇怪,她怎么能对一个柔软可口的煮鸡蛋说“不”,这样的好东西上哪儿找啊?
好吧,女士,那个警官的妻子说,那就来块烤面包吧,再让孩子们和你那可怜的丈夫吃些东西。
她去了另一间屋子,很快就拿来茶和面包。爸爸只喝茶,把他的面包给了我们。妈妈说:把你的面包吃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饿倒了对我们没什么好处。他摇摇头,问那个警官的妻子有没有香烟,她给他拿来香烟,告诉妈妈,警局里的警卫们凑钱给我们买了去利默里克的火车票,还会有一辆汽车来运我们的行李箱,把我们送到国王桥火车站。三四个小时后,我们就会到达利默里克。
妈妈举起双手,拥抱了那个警官的妻子。上帝赐福你和你的丈夫,还有所有的警卫,妈妈说,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天晓得,回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警官的妻子说,这些孩子是多么可爱啊。我是从科克来的,知道要是身上没有俩钱的话,在都柏林会是怎样的滋味。
爸爸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抽烟,喝茶。他就那么待着,直到汽车来了,载上我们穿过都柏林的街道。爸爸问司机,可不可以从邮政总局那条路走。司机问,你是想买邮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是,爸爸说,我听说他们新立了一座库胡林的雕像,纪念在一九一六年死去的人们,我想让我这个特别崇拜库胡林的儿子看一眼。
司机说他不知道这个库胡林是谁,不过他不介意在那儿停一会儿,他也可以进去看看那场骚乱的状况。他小时候,英国人从利菲河开炮,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