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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虚荣的谎言（第2页）

说话间，老岳在镇梢头一户民宅前驻步，说“到了”。三侦查员见门框上的门牌与镇上其他住家一样，也是蓝底白字，旁边并无“地主”木牌，不禁觉得奇怪，均朝老岳投以不解的目光。老岳对此作了一番说明--

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收到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来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们最近在整理从部队转过来的“未找到家属的革命烈士”材料时，发现一位名叫严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苏镇江七里桥，便将该烈士的简况寄来，希望协助调查该烈士的家属是否在七里桥镇上。

严仕琰烈士于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人党，系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调至中共湖北省委情报部门担任组长。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根据中央命令向军方调派若干名情报人员，严仕琰奉命调至军方，其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下辖的情报处，担任军方在武汉市的一个潜伏情报组的组长。武汉解放前夕，该情报组暴露，严仕琰在掩护同志撤离时，与国民党军警枪战，在击毙两人后中弹负伤，果断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老岳在七里桥镇已经待了数年，对全镇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镇长看过武汉方面的公函，间他镇上有几户姓严的人家。老岳告诉镇长，全镇就一户姓严的，就是严茂仁家。他确实有个儿子，名字不清楚，抗战爆发那年报考国立武汉大学被录取，离开镇江前往武汉上学后就没了消息。不久南京沦陷，交通几平隔绝，严家屡屡向武汉大学、武汉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厅发函电查询，均没有回应。武汉沦陷后，严茂仁曾赴武汉寻找儿子，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只得怏怏而返。严家人还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报寻找儿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请两地着名命相师推算，都说“已殁于战火”。严茂仁终于断了念想，在七里桥镇外邢家湾祖坟为儿子建了一座空坟，至今还在。

镇长和老岳随即去了严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随公函寄来的一张严仕琰生前笔迹的照片请严茂仁辨认--这是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大学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找到的。得到确认后，方才告知情况。搞情报出身的老岳心细，起草公函回复武汉方面之后，又向镇江市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市领导颇为重视，责成市民政局关注此事。

武汉方面收到回复公函，派人将烈士证书专程送到七里桥。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了这个烈士儿子，严茂仁虽然还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属于“专政对象”，而是被归入了“进步士绅”的行列。而且，镇江市民政局还向上级主管机构江苏省民政厅上报了革命烈属材料。日前传来消息说，下周市民政局将派员来镇上，为老严家挂“革命烈属”的光荣牌，原先那块“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来了。

原来如此，侦查员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属，那就不必担心人家不配合调查了。可是，进了严家坐定之后方才知晓，那位革命烈士的母亲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广州探望女儿严仕琴去了。严氏老两口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严仕琴是严仕琰的妹妹，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华侨名医，1948年定居广州。严氏老两口本打算去广州探望的，但那时国共内战正酣，难以成行。好不容易解放了，家里又被挂上了“地主”牌子，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只好自认倒霉。现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儿，不顾老伴反对，孤身赴粤看望爱女。

侦查员听说这个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安老太不在，往下该怎么调查？

严老爷子见状开腔了:“老朽斗胆问-句，三位公安同志此番来我拙荆、不知所为何事？"

裴云飞遂简述了来意，同严老爷子知不知道安老太处理旧瓷器之事。

严老爷子点头:"这事我知道，那个小老头儿来镇上收购旧货时、我去镇江城里找朋友挪头寸去了。不瞒三位说，解放后本户经过土改抄家，其实也没受多少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解放前，我这点儿家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差不多榨干净了，全家的生活仅靠小儿子在轮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儿的贴补。本已捉襟见肘，偏偏又赶上孙儿患病，无钱医治，老朽万般无奈，只好进城去找老友挪头寸。待借得一笔钱回来，儿媳妇却已经带着孩子去镇江城里看病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拙荆把家里的古杯卖掉了两个……”

侦查员听老爷子说“卖掉了两个”，脑子里顿时产生联想--看来他家的古杯不止两个。一问，果然，老爷子说:“这种东西，我家有一缸哩！”

裴云飞瞬间有一种懵了的感觉，怎么着，这等稀罕的南宋皇室玉杯有一缸，还需要借钱给孙子治病？随便出手两个不就得了？张伯仁倒是马上明白了:“老先生，您说的这‘古杯’莫非是仿制品？”

严茂仁笑了:“若不是假货，土改抄家时哪会给老朽留下呢？"

说罢，他起身引领侦查员去了后院堆放杂物的披屋，屋里有一个被乡间称为“七石缸”的陶瓷大缸，里面放着大半缸瓷器，除了杯子，还有碗碟、大小勺子以及笔洗、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品，虽是仿品，倒也算制作精细，一件件温润如玉。

那么，这些瓷器有什么来历，严老爷子为何攒了这么些？

严老爷子告诉侦查员，当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一个名叫兵部三郎的日本同窗同行。这主儿是个出身门阀的纨绔子弟，读书成绩可想而知，但人品还可以，喜好交友，遇事仗义，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当时日本社会上大多数青年椰样满脑子军国主义。他在学校里结交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严茂仁也在其中，而且被他认为是“最值得交往的异国友人”。严茂仁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兵部三郎宁愿放弃补考（他的成绩太差，那年没考过），缓一年再冲文凭（也就是留级），也要兑现之前与“严桑”的约定--由严茂仁陪着去中国江南地区看看。

兵部三郎跟着“严。桑”来到镇江，先是在镇江本地转悠，然后去南京，再就是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鹰潭，最后到了景德镇。这时，严茂仁接到家里的急电:老母病重，速归！

这就必须立马动身返乡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当随行的，不巧正赶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无法上路，那就只好先留在景德镇了。这东洋少爷倒是很讲究礼仪的，当即开了一纸五十银洋的支票，硬塞给严茂仁。

严茂仁急急赶到家中，其时老母经家人跑到南京请来的名医诊治，已转危为安。严茂仁遂往景德镇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情况，并询问对方的病况。兵部三郎回电说，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镇江的，现在得知伯母无恙，那就继续在景德镇盘桓数日，景德镇乃是举世闻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转转。还叮嘱严茂仁在家里多陪陪母亲，等他游览完景德镇，就去镇江看望伯母。

过了七八天，严茂仁接到兵部三郎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有要事须立刻回国，此刻已抵沪，即将登轮，不及面别，有失礼仪，万望见谅。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镇参观一处废窑时，斥资从窑主那里购下其数年前烧制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镇无法办理海关手续，不能直接托运回日本，故先托运至镇江七里桥镇严宅，烦请“严桑”代收。他回国处理好家事后将再度赴华，届时办理手续，将这批瓷器托运回国。

半个多月后，果然有五大箱瓷器运至镇江。严茂仁收到货运单，即去镇江火车站提货，同时致电东京告知兵部三郎，却未见回音。后来又发了几次电报，依旧联系不上。严茂仁遂买了一口大缸，将五个木箱里的瓷器放人缸内保存。

他曾给毕业后定居日本的中国同学写信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么没回信，要么就是复函说“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成为敌国，他生怕惹上“汉奸”嫌疑，不敢再给日本那边去信了。抗战胜利后，大批日侨被遣返回国，严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国后帮忙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还是查无音信。就这样，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余年。

土改期间农会来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对佃户、债务人比较宽厚，从来没有穷凶极恶催逼地租或债务之举，甚至因此不得不卖田典地贴补家用，料想他不会私藏浮财，抄家时对他就比较客气。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么钱，严茂仁也没藏着，大大方方给农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来检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说这也算不上剥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只是经过这一番拿出来放回去的折腾，难免弄碎几件。严茂仁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人听了严茂仁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又看了老爷子出示的当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货单，以及当场从后院地下挖出来的瓷器碎片，均认为严茂仁的说法可信。当然，这是重大案件调查，还得做一份笔录，并拍摄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们还出具了借条，向严家借了几件瓷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调查。

4月24日，三侦查员返回上海，下了火车没回市局，而是直奔徐汇区新乐路派出所，请所方派员把雷理娟传唤过来。之所以称为“传唤”，是因为专案组对雷氏之前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雷理娟曾告诉侦查员，她把女儿从镇江带回的那对玉杯拿到古玩店，请店方鉴别。现在看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面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睁着眼说假话。但玉器和瓷器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别说古玩店，寻常人也分辨得出来，古玩店不太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那就只有另一种可能了--雷理娟在说谎。

至于她为什么说谎，那就需要调查清楚了。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触，就不再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走访，而应将其作为调查对象来对待。

要说这雷理娟，虽是一个寻常护士，但在察言观色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户籍警前来传唤，她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派出所，跟侦查员一照面，马上认错，说自己说了谎，骗了三位民警，她其实根本没把那对杯子拿到古玩店请人家掌眼。

女儿从镇江旧货市场淘得的那对杯子，她凭着出身典当行家庭积累的些许古玩方面的粗浅知识，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过，仿制的工艺相当考究，材料也属上乘，应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见女儿兴致勃勃，不忍扫她的兴，同时也动着以后女儿出嫁时冒充古玩真品作为陪嫁的脑筋--一则可以省下一笔钱钞，二则还能博个名声，遂佯称这是一对“南宋玉杯”。

廉梦妍哪辨真假，母亲说是，那就是了。女儿生性低调内向，倒是能够守口如瓶。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动机中原本就有挣面子的成分，于是杜撰了“亡夫留给女儿一对南宋玉杯作为陪嫁”的说法，在小范围内一传播，自有好事者张扬开去。

那么，会不会是这套“虚荣的谎言”让案犯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凶案发生呢？第六组侦查员一时难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