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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蒸汽轮船“呜——”地拉了一声响笛停下后，就有小舢板离开岸边，朝轮船这边划过来。划船人赤身裸体，仅在下身系着一条红色的兜裆布[1]，可见这儿确实是个不开化的野蛮地方。不过，这天气也实在是太热了，身上穿不住衣服。阳光照得水面上亮闪闪的，看着叫人眼晕。我问了船上的事务员，说就在这儿下船。朝岸边看去，感觉是个跟大森[2]差不多的小渔村。这不是欺负人吗？我心想，这种地方怎么待得下去呢？转念一想，来都来了，还能怎样？于是我抖擞起精神，头一个跳上舢板，紧接着有五六个人也下了轮船。又装上四个大箱子之后，“红色兜裆布”才将小船划回了岸边。

靠岸时，还是我头一个跳上岸，接着马上抓住一个站在岩石上的流鼻涕小鬼，问他中学在哪儿。那小鬼愣头愣脑地回答说：“不知道。”真是个不开窍的乡下小鬼，不就是巴掌大小的一块地方吗？怎么会连中学在哪儿都不知道呢？这时，一个穿着怪模怪样的窄袖筒上衣的男人凑了过来，说了声“随我来”。跟过去一看，原来是把我带到了一个叫做“港屋”的旅店门口。一群讨厌的女招待齐刷刷地喊了声“请进”，让人根本不想进去。我站在旅店门口说：

“快告诉我中学在哪儿！”

她们说，去学校还得坐火车跑上两里[3]地呢。既然这样，我就更不愿进店了，从窄袖筒上衣的怀里将我那两个包抢了回来，大模大样地扬长而去。旅店里的人看得一脸茫然。

车站很快就打听到了，车票也毫不费事地买到了手。上车一看，发现这火车的车厢简直跟火柴盒差不多。“咣当咣当”地晃荡了五分钟左右，就必须下车了。怪不得车票这么便宜呢，只要三分钱。下了火车，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抵达学校时已经放学，校内空无一人。一个校工说，值夜班的老师也不在，有事出去了。这夜班可够舒坦的啊。我心想该去见见校长吧，可实在已经累得不行，便吩咐车夫直接拉我去了旅馆。车夫十分卖力地一口气将我带到了“山城屋”的门前。“山城屋”这个字号，跟我家附近勘太郎家的当铺倒是一模一样，有点意思。

进了旅馆，我被带进楼梯下面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头又闷又热，简直不是人待的。我说我不住这儿，女侍却说别处都满了，没法安排。说完，将我的包“砰”地一扔就自顾走了。没法子，我只得进屋，淌着汗强忍着。过了一会儿，说是可以洗澡了，我去浴室后，“扑通”一声跳进池里，三下五除二，很快就上来了。回房间时一路上偷眼瞧了瞧，只见凉快的房间好多都空着呢。这儿的人真是太不地道了，竟然当面说谎。接着，女侍就将晚饭端了进来。要说这屋子是闷热了点，可这饭菜倒比我寄宿那会儿好吃多了。女侍在一旁伺候着，跟我搭讪，问我从哪儿来，我就告诉她是从东京来的。她又说：“东京是个好地方吧？”我回答道：“那还用说？”吃过晚饭，女侍收拾碗筷回厨房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哄笑声。百无聊赖的我早早就睡下，可怎么也睡不着。这儿不光是热，还吵得慌，嘈杂程度足有原先寄宿处的五倍。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后，梦见了阿清婆，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越后竹叶糖，连裹着糖的竹叶都吃了下去。我劝她竹叶不要吃，有毒。她却说：“不碍事，这竹叶是药啊。”吃得津津有味。我拿她没办法，哈哈大笑着就醒了过来。这时，女侍正打开防雨的套窗，我探头一望，见天空瓦蓝瓦蓝的，看来今天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我曾听人说，出门在外，是要给人家一点“茶钱”的，不给茶钱会遭人慢待。这店里的人之所以要将我塞进如此狭小的房间，恐怕就是我没给茶钱的缘故吧。他们见我身上穿得寒碜，所带的行李也只有两只帆布包和一把棉缎面的伞，就以为我给不起茶钱了。好你们些个乡巴佬，真是狗眼看人低。待会儿我偏要多多地给，吓死你们。别小瞧人，我可是揣着付完学费还富余的三十块大洋出东京的。刨去火车票、船票以及杂七杂八的费用，兜里还有十四块呢。再说马上每个月都会有工资了，这十四块大洋就算全给了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不过乡巴佬终究是乡巴佬，用不了十四块，给个五块钱肯定已经吓得他们眼珠子直打转了，等着瞧吧！拿定了主意后，我便若无其事地洗了脸，回房间等着。不一会儿，昨晚来过的那个女侍就将早饭端来了。我吃饭时，她端着盘子在一旁伺候着，脸上露出怪模怪样的嬉笑。好你个不懂规矩的乡下娘们，我脸上又不在出庙会，看什么看！再怎么说，也比你这娘们的嘴脸好看多了。原本想吃完了早饭再给茶钱，可既然她惹毛了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放下没吃完的半碗饭，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给她，跟她说待会儿拿到账台去吧。这娘们即刻表现出一脸怪相。之后，我吃完早饭，马上去要学校。临出门时一看，发现他们竟然没给我擦亮皮鞋[4]，真是岂有此理！

学校的大概位置我心里有数，因为昨天坐着人力车已经去过一次。走过几条街，拐过两三个十字路口之后，很快就来到学校门口。朝里边望去，只见从大门一直到校舍的入口处，一路都铺着花岗石。我还记得昨天人力车在这石板路上轧过时“嘎嘎”地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叫人受不了。继续向里走，一路上遇到了许多身穿小仓料子[5]制服的学生，都是从这道门里进来的，其中有些个子比我还高，犟头犟脑的，颇为强悍。一想到以后就要教这些家伙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

递了名片之后，我被领进校长室。校长是个胡须稀疏、皮肤黝黑、山狸一般的家伙，眼睛很大。他对我说了句“好好干吧”，便一本正经地将一张盖着大印的任命书递给我。后来回东京时，这张任命书被我揉作一团扔进了大海。这是后话。

校长说待会儿给我介绍其他教员时，我要向他们一一展示这张任命书。真是多此一举。与其这么麻烦，还不如将任命书在教员休息室里张贴三天呢。

要等到第一节课的喇叭吹响，教员们才会在休息室里聚齐。现在时间还早着呢。校长掏出怀表看了看，说：

“以后有时间还会慢慢跟你讲，现在先了解个大概吧。”

接着他就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教育之精神。我自然是心不在焉地胡乱听着，心想：好嘛，我怎么到了这么个要命的地方呢？因为校长所说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竟然冲着我这么个炮筒子脾气的人，说什么一定要成为学生的模范啦，成为一校之师表啦，一定要成为一个不仅能教书，还能育人的教育家——一下子提出了许许多多额外的要求。也不想想，倘若真是如此了不起的人物，会为了四十个大洋千里迢迢跑到这种穷乡僻壤来吗？

我想人都是差不多的，光起火来谁都会吵上一架。可要是照这个样子，不是连话都不能随便多说一句，散个步也不成了吗？既然是如此高难度的活儿，那雇我之前就该一是一、二是二地把话挑明了才对嘛。我是最讨厌说空话的，心想：罢了！既然被骗到这儿，干脆一咬牙一跺脚，痛痛快快地掼纱帽回东京去吧。可又想，刚才不是给了人家五块钱茶钱了吗？如今兜里只有九块，靠着区区九块钱可回不了东京呀。唉，刚才要是不给茶钱就好了，真是追悔莫及。可即便仅剩这点钱，也不见得就不顶用吧。旅费不足又怎么了？总比撒谎强得多。于是我明明白白地跟校长说：您说的那些，我是做不到的，这任命书还是还给您吧。校长眨巴着那对山狸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刚才说的是对你的期望，我也知道你不可能都做到，不用担心。”说着，他竟笑了起来。好你个山狸！早知如此，刚才又何必要吓唬我呢？

就在这东拉西扯的当口儿，喇叭响了。教室那边一下子嘈杂了起来。校长说了声“应该都到齐了吧”便走了出去，我也紧随其后，来到了教员休息室。

这是个狭长的大房间，靠墙的四周摆着办公桌，老师们一个个坐在桌前。见我进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我，你说怪不怪？我又不是耍猴的，有什么好看的！

接着，我便按照校长刚才吩咐过的那样，走到每个人面前，出示任命书并一一打招呼。他们多半只是站起身对我弯弯腰，也有几个地道的，接过任命书看一眼，再煞有介事地还给我，简直跟演草台班子戏似的。转到第十五位体操老师跟前时，我已有些不耐烦，因为同样的事情已经重复好多遍了嘛。对方只需做一次，我却要来上十五次，总该体谅一下不是？

在打过招呼的人中，有一位是教头[6]，据说这家伙还是个文学士。既然是文学士，那肯定是大学毕业生[7]，也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可说起话来却像个娘们，细声细气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么热的天，他竟然穿着一件法兰绒的衬衫！且不管这料子有多薄吧，穿在身上肯定是热得不行。是不是当了文学士，穿衣服就得这么受罪呢？最后，那还是件红衬衫。后来我听说，这家伙一年到头都穿红衬衫，该不是得了怪病吧？据他自己说，红色有利于健康，是十分卫生的颜色，所以特意定做了红衬衫。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既然如此，连大褂、裙裤都弄成红色的，岂不更好？

还有个姓古贺的英语老师也有些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面无人色，苍白不堪。大凡脸色苍白之人，都是消瘦的，可这家伙却又白又肿。以前念小学那会儿，同学中有个浅井家的阿民，那家伙的老子就是这种脸色。浅井家是农民，我就问阿清婆，是不是农民都长着那么一张脸。

“不是的。”阿清婆告诉我说，“那是因为那人净吃老秧子南瓜，脸蛋子才又白又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