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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后的低气压盘踞在日本列岛正中央，彻底赶走了二月最后一周的暖意。进入三月，冻人的冷风每日劲吹，重新回到天寒地冻的天气。

世罗的事情还没有下文，暂时唯有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跟坂崎悦子聊完后，当天我回到公司，立刻联系了大和银行的近藤昭人常务董事。近藤常务多年来一直负责德本产业的业务，现已升任总公司常务执行董事，跟我的交情非同一般。

每当有数额较大的融资或投资需要，我都会直接找近藤常务进行沟通，同时也会留心每三个月请他出来吃一次饭，权当交换信息。

而偏偏这天，近藤没接我的电话。

他秘书在电话里说：“常务现在正在开会，如果没有要紧事找他的话，他让您明天再来电。”近藤有如此态度还是头一遭，我不禁后背凉了半截。

次日，我八点多到公司，近藤总算主动打来电话。由于他昨天的态度过于古怪，我开门见山地询问他世罗的状况。

“哎，我就猜你是找我聊这个。所以昨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一贯开诚布公的近藤说道。

我将上午的预约全部取消，立刻前往位于大手町的大和银行总部。

“你不用担心。德本产业不会有事的。这件事说到底，问题出在我们这儿，大和一定会负起相应的责任。”关于世罗的经营危机，近藤毫不避讳，但除此以外，他似乎不愿披露更多细节。“我们一定不会给贵公司添麻烦的，这我可以保证。”近藤郑重其事地再三重复。

“世罗不会申请破产吧？你确定？”我亦反复确认这一点。

“当然。怎么可能让他们公司就这么垮掉？”

在得到对方的口头保证后，我只得作罢，离开了大和总部。

我历来不相信银行。

在银行工作的人，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至于哪里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无关性格、人品、兴趣爱好，他们与我们的气场完全不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房东与租客、医生与患者、有产者与无产者那般，简而言之，相当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

有产者会毫不留情地对无产者巧取豪夺。到最后，无产者从有产者那里连一个子儿都争取不到。

企业尽可能不去跟银行打交道，就像个人不找放贷者借钱最安全一样。但是，企业总是免不了向银行寻求帮助。做生意，无论什么业态何种性质，多少伴随些许投机性与赌博性。

金融机构就好像是赌博的庄家那样。他们借钱给赌客，一不留神就榨取高额的不法利息，随时都会找上门将你赚的钱据为己有。

我与近藤常务的交情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但我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他，一次都没有。

三月五日白天凄风冷雨，入夜时分雨停了，风继续吹了一整夜，使劲拍打着窗户。

次日早晨迎来了久未露面的晴天。被阳光欺骗的我完全没料到风会那么大，穿得有些轻薄，走在路上整个人冻得缩成一团。

我像往常一样上午八点多到公司。做好咖啡后，便一手拿着咖啡，眺望窗外的景色。白山大道两侧的行道树被风吹得前仰后合。

筒见花江最近怎么样了呢？她是否找到新居？与外祖母两人的生活是否已重新步入正轨？

十天前，我带她去浅草桥参观员工宿舍，她看起来颇为动心。我介绍她与住在一楼的宿舍管理员堀越夫妇认识，并当场介绍了大致状况，重托他们照顾花江二人。

四楼和五楼都有房间空着，都是两室一厅带厨卫的套房，空间十分宽敞，而且五楼的房间靠边，采光也极好。宿舍有电梯，与外祖母同住再适合不过。租金比照公司员工，每月两万五千日元。对花江来说，这又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消息。

临走时，她礼貌地向堀越夫妇点头道别：“今后还请多多关照。”

然而，之后两天，我给堀越夫妇打电话，得知花江那边一点回音都没有。再之后，世罗的事情突然横插出来，我便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三次打去电话是在周末，三月二日礼拜天。“还是没有联系过我们。”堀越夫妇也觉得奇怪。

挂掉电话后，我打去骏河台南大医院咨询：“筒见绢江老太太还在住院吗？”

电话转去内科护士站，我报出病房号。对方表示：“筒见太太昨天上午出院了。”

看来绢江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眼下唯有直接询问花江。

拿定主意后，我几次拨打她的手机，都毫无反应。由于她并未开通留言信箱功能，我无法留口讯，但她应该看得到来电记录。她的手机并没有关机，铃声在响，只是不肯接罢了。

星期一我又打了几次，她依旧不接，显然是在刻意避开我。又或者是，她告诉绢江浅草桥员工宿舍的事，绢江不乐意，她不知道怎么向我开口。但以花江的直率性格，不像是会避而不见的人。

不管究竟是何理由，假如对方不乐意，我也无可奈何。

昨天和前天我没给她打电话。

然而，她们毕竟刚刚遭遇火灾，无家可归，就这么断了联络，似乎也不是个办法。

这几日天寒地冻，哪怕知道她们已经找到像样的住处，我也总算安心一些。

喝完咖啡，我在迷你厨房洗完杯子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时间是九点多，我掏出iPhone时隔三天再次拨打花江的手机号码。

铃声响了三下，电话接通了。

“你好。”是花江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刚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