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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不求战，只是应战，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96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2）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97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98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99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100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是唱高调，是借此作为“倒蒋唯一手段。”周佛海说：当时，“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但是，“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101

周佛海在庐山谈话会期间，曾与汪精卫及同样主张妥协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宁实验县县长梅思平等人，就华北局势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他说：“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102

他说，当时人们对抗战的形势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他研究的结果，则认为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是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强弱一个方面，要从多方面的关系去分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除了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只要坚持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低调俱乐部（3）

周佛海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只看到中国弱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又是一个崇洋主义者，只看到日本强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更看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来，“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说：也许日本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想在日本崩溃之中，寻求中国的最后胜利，完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的幻想”。103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后，照他的话说，“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104

周佛海所说的许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罗君强等；武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兼江西省长熊式辉等人。由于他们这些人经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划如何反对抗战的“高调”，如何与日本“恢复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调”，外间便对他们有所议论，而他们自己便也毫不顾忌地把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105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并没有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并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与陶希圣早就相识，而且过从甚密。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7年初往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处处长及《党军日报》主编等职。时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周佛海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密友。其后，陶希圣虽因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辞去军官学校职务，与周佛海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庐山谈话会时，以北京大学名教授的资格，出席谈话会。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区行政督察专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周与梅思平相识，始于1926年底。时北伐军占领武汉，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务，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周佛海派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梅思平被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后来又同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因此，两人之间一直过从甚密。

罗君强是湖南人，*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低调俱乐部（4）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06

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107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108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5）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我们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难109。

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不仅继续在华北扩大侵略，而且也不断在上海挑衅。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7日晚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13日，当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进行武装进攻时，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有力还击。上海抗战于是爆发。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新的抗战局势，特建立起秘密的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分设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部，周佛海则被任命为第二部副部长，部长则为熊式辉。不久，周又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陈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营第二部是一个政略部，也就是说该部的主要任务是专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筹谋划策，提供方案和意见。因此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