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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30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的三*义，体现了资产阶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对三*义重新解释，并使之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相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却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孙中山的三*义，排斥和反对*主义。宣称只有三*义，才是救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31。

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对周佛海倍加赞扬。他在序言中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者的地方。”他要人们将此文与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并读，这样，会“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32　。　想看书来

加入反共大合唱（2）

周佛海还在《孤军》第3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该文在“孤军派”的论坛中，是一篇比较可观的文字。文章虽然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却鼓吹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无论斗争的当事者或局外人，都应促成各阶级的分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会浓厚，即阶级观念就会比较淡薄，阶级斗争就可以缓和了。”9月，他又在《孤军》上发表《*产与反革命一口号之不当》，在《独立青年》上发表《再论*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为其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辩解。

9月和10月间，周佛海卧病上海，11月初，始返广州。但是，他在广东大学不及两周，便以反对“赤化”为名，纠集30余名教授，联名辞职赴上海。抵上海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宣言，发表在上海各大报纸上。他还到上海“持志”、“国民”、“大厦”、“同济”各大学演讲，攻击“共产主义之不当”。

周佛海的反*主义谬论，受到*主义者的批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央刊物《向导》都发表文章予以驳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43期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国内的斗争，互相（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宣传，而且，也采取了分裂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故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公然通过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非法决议，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及广东执行部，派定了各执行部人选，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5人，为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拟在上海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时在上海的周佛海，时时出入于环龙路44号，即西山会议派总部所在地，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当时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33

11月20日，即在西山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便电告北京，指出此会是违*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明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给有关人员予以党纪处分。

周佛海所谓“种种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赴日本，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年底，他即赴日，1926年3月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时，郭泰祺先生在武昌商业大学任校长，周佛海因是学经济的，因而受聘为武昌商大教授，同时也在武昌大学执教。由于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臭名远扬，因此，在他到商大不久，就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到了武昌后，“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34结果，周佛海不得不勉强捱到7月，乘暑假之机，溜之大吉。由武昌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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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秘书长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在*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由于担任军校校长，掌握了军事领导权，这为他后来*、夺权、统一战线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重要资本。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7月3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一军，蒋介石兼任该军军长。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特别委员会，负责查处。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9月19日，借处理廖案之机，解散和收编了许崇智的粤军，由此，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此，登上了国民党高级领导地位。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既打击了共产党人，又排挤了汪精卫及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19日，蒋介石继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又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这样，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长驱直入，势不可挡。7月12日进占长沙。8月19日起，连克平江、通城、岳阳。27日歼灭汀泗桥之敌，30日占领贺胜桥，吴佩孚败退武昌。北伐军乘胜直追。9月6日，进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正值北伐军攻下汉口和汉阳，革命潮流迅猛发展之际，周佛海却携着戴季陶的亲笔介绍信，由上海到汉口见蒋介石。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而且有着政治上的*联盟。蒋介石在逐渐集国民党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之时，便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政变。而戴季陶主义，恰恰是蒋介石借以*的政治理论准备。戴蒋之间，正是由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周佛海携戴季陶的介绍信，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时前往汉口，也是出于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目的。他说：在“革命潮流日形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扩大，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35

但是，当周佛海抵达汉口时，蒋介石却于9月17日，离开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而未能面见，接见他的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立即去电向蒋报告，并委周佛海为行营秘书，充当助手。10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迁往武昌，住进了原吴佩孚的武昌“督署”旧址内。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邓演达代理校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兼任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36　由于张治中兼职很多，所以学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处理。

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省，实际上都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革命力量从中国的最南端，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首先表现在“迁都”之争上。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但12月7日，当部分中央委员由广州抵达南昌时，蒋介石却提议，将首都迁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员的反对。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经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员。1927年1月3日，还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非法主张，1927年1月9日，亲自到了武汉。乘此机会，周佛海便向蒋介石密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情况。周佛海说，在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当时最痛苦的，就是应付国共的摩擦。”他说，他已于1924年“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他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为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当时工兵队和炮兵队的学生，是从黄埔调来的，步兵学生2000人，则是在武汉新招的。我是学生招了之后，才被调到学校，所以新招的学生，三分之一二是共产分子。十六年一月蒋先生由南昌到汉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学生分子复杂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切实的监视。”37　周佛海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逃离武汉

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和迫于大敌当前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但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2月9日，武汉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强调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以此和蒋介石的专制*作斗争。并提出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7年3月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但蒋介石却提出只有把会议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汉出席会议。蒋介石是借此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出席会议，只好将会议延至3月10日，但结果蒋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蒋介石的不当，却歪曲事实诬称坚持10日开会，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他说：“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共产党在内作祟，要使第三次执委会议，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38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深入发展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个人专制*予以某种限制，并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谭平山被推为国民政府农民部长，苏兆征为工人部长，董必武为湖北省政府农工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刘芥为司法厅长。这本来是国共合作的具体体现，但周佛海却诬蔑说，这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计划”，乃是他们用蚕食的政策，消灭国民党的阴谋。39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对蒋介石的个人*从制度上作了种种限制，并广泛开展了反*的宣传，但却仍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就为蒋介石继续利用手中的军权，反对共产党，以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3月22日，北伐军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24日占领了南京。26日，蒋介石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安庆，到了上海。从3月6日起，蒋介石就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和屠杀事件。他到了上海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便开始*上海的工人运动。4月1日，下令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12日，在上海血腥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日，由这个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叛变革命，另立国民政府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废除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周佛海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