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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保持一致，建成一个崭新的蒙古民族。

怎么才能尽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苏联的到路我们走了3o多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唯一能够快实现这一目的的就是我们回归中国。

第一百九十二章　坎坷的回归之路

外蒙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充满激情地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丹巴欢呼。

“咚，咚，咚”列席会议的主管外蒙宣传工作的苏联顾问贝利加罗夫斯基在翻译把丹巴的讲话翻译成俄语后，他听到了外蒙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要“回归中国”，他板着僵硬的面孔终于阴转多云，变成了疾风暴雨，他暴跳如雷十分粗鲁的、用手指愤怒的敲着放在他面前的麦克风，大声的说道“今天是你们蒙古人民党的宣传工作会议。

我作为苏联**的特派代表，是来旁听的，本来不想表任何意见，但是，听着会上有些同志的讲话，实在让我无法再忍受了。

蒙古是我们苏联的友好邻邦，而且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党和人民政府，在这条**的道路上，苏联一向都是蒙古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可是，现在竟有人全面的否定苏联对蒙古的全力支持，对我们苏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经验表示不信任。

我为那些为了把蒙古人民从中国的封建主阶级，反动军阀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流血牺牲的苏联红军，深感痛心啊！更不能让我们容忍的是，现在居然有人提出要回归中国！难道我们苏联人的血就白流了吗？难道我们苏联人就白死了吗？你们这是对崇高的**理想的背叛。“

苏联顾问贝利加罗夫斯基的愤怒让全场都感到震惊，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丹巴，当他听到这个象太上皇一样的苏联顾问对自己的指责时，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耻辱感，自己是外蒙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党的一把手，作为苏联顾问的贝利加罗夫斯基来蒙古前仅是苏联真理报政治版的一名编辑。

如果是在私下或者在小范围内这样也就算了，但在全国党的宣传会议上，贝利加罗夫斯基这样拍桌子吓耗子大喊大叫对自己的横加指责的确是有点过份了。

不说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就是为了维护自己最起码的自尊心也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反击。

于是他转过脸，对贝利加罗夫斯基说：“贝利加罗夫斯基同志，你十分清楚这是蒙古人民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作为党的第一书记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我们党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总结。

苏联同志为了外蒙古人民的解放所做出的牺牲和给予蒙古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只是目前国际和蒙古的形势实在不容我们过于乐观。

我们只能面对蒙古的具体情况，对外蒙古的前途进行讨论，以便找出一条更加宜适外蒙展的道路。

所以，我们不能一切都向你们苏联看齐，更不能完全的接受你们的控制。

不能一切都听从你们的调度，我们必须应该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内政，应完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至于你所说的这是对崇高的**理想的背叛，更是无稽之谈。

请你别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比你们苏联更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丹巴的话句句在理，使贝利加罗夫斯基哑口无言。

可是坐在苏联顾问贝利加罗夫斯基旁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却一下子站起来对丹巴说：“丹巴同志，请你注意！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享有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这一点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过去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政府。

我们现在就是再穷，再落后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保持同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友好关系，维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些也是明确的写入我国宪法和我党党章中的。

你身为蒙古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却公开的违背国家宪法和党的章程，一心想出卖由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立，妄图把蒙古人民重新拉到中国的统治之下，你居心何在？“泽登巴尔这时跳出来，维护苏联的利益，是在丹巴的意料之中的，他据理力争地说道：”我国宪法和我党党章是根据当时中国处在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前提下制定的。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包括内蒙在内已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内蒙外蒙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刚才说了从12o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1271年忽必烈取改国号为‘大元’以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你问我居心何在？那我在这里当着全党同志的面告诉你，我的居心就是让蒙古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和富强，每一个蒙古人及其家庭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如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再穷，再落后这样的结果，那这独立和主权还有什么意义呢？泽登巴尔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你有没有从蒙古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去考虑过问题呢？“”丹巴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巴的话让泽登巴尔心里十分的不舒服，反问道。

“什么意思，你自己最清楚，我们**和独立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自己当官吗？”丹巴注视着这个死心塌地跟着苏联人的走狗说道：“我们**和独立的目的就是使蒙古人民能够摆脱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建立人民政权不是为了自己当官。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必须时刻使党的政策服从于蒙古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