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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治安败坏的社会，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学会说“爸爸妈妈现在不方便接听，请您留下电话”，而不是毫不隐瞒地说“爸爸出去打球，妈妈出去买菜”。

在这个行动电话和呼叫器普遍的时代，每个主管都应该知道除非必要，只消说“我出去，下午四点回来，有急事call我”。而不必说“我先去某处吃饭，再去某处拜访客户”。

在这个商场如战场的时代，每个人在学说话之前，先要学会“哪些秘密不能说”、“哪些事情不能问”、“哪些价钱不能讲”、“哪些电话不能给”、“哪些行踪不能透漏”。

记住：

你要是不说话，别人不会当你是哑巴。

你要是多说话，别人一定知道你是个好骗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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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对号入座

如果倒退二十年，我写本篇，很可能被“请去喝免费咖啡”。

如果倒退两百年，我写本篇，很可能被“满门抄斩”。

所以，今天《我不是教你诈④》能够出版，我必须感恩，感谢这个成熟的社会，使我能说出心底的话。

我也感谢从小到大，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开示”我的人，凭着那些点点滴滴，我才能窥透这个社会。

小时候，读故事书，晋文公寻找他的功臣介之推，介之推躲在绵山上，避不见面，晋文公找不到，只好放火烧山，想把介之推逼出来。

介之推果然现身了，但不是活着，是死着，他背着他的老母被火活活烧死。

我拿着故事书问我父亲：“晋文公和介之推为什么那么笨？”

父亲一笑，说：“他们都不笨。”

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名作家宋膺。由于他很会吹，所以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宋盖”。

宋盖盖得有时很过火，譬如他会唱做俱佳地说：“如果有人想跳楼自杀，你千万不能去拉他，否则他可以告你妨害自由。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他跳到空中的时候，你也跟着跳下去，拉他一把。”

但是宋老师也讲出许多一针见血的话，譬如他说：

“在一个团体里，第一等人的第一等意见，多半不会被大家接受，到后来被接受的总是第二等的意见。”

然后他笑笑：“这就叫*，叫协调。”

大学毕业，我进入新闻界。那时候还是台湾的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有一天，南部发生了大事，“上面”说压着、别播。但是隔天，有记者洗出一张“妇人跪地求示威者”的照片。

大概经过开会，认为“民气可用”，“上面”又交代：“用这张照片做文章，播！”

一九七八年，我到了美国，一边教书、念书，一边担任电视公司的驻美记者。

有一天，华埠发生大事，我带摄影记者过去，虽然一路抢了不少镜头，却发现另一家公司的摄影记者从头到尾拍个不停。

“你用得了那么多画面吗？”我问他。

“我公司用不了。”他神秘地一笑，“但是有关单位要用，我得用特写，把每个人的脸都拍下来，再卖给他们。”

“是美国人吗？”

他没答。

“他们要用来做什么？”

“建立档案！”他白我一眼，“这都不懂？他们平时把每个人都建了档，到该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研究所里，我修的是历史系的“东亚研究”。

有一天谈到宋代罗大经说的“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意思是杀一个人，是为了使千万人能不被杀。

“如果这样，就算那个人是冤枉的，也值得杀。”教授说，

“所以到了战争的时候，会有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走一个的情况。”

有学生表示不懂。

教授一笑，说：“你想想，放走一个，那一个可能造成千万人的死。你错杀一百个，如果也能把这该杀的杀掉，不是还最少能救九百人吗？换做你，你做不做？”教授手一指，“所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多年之后，我初次回台湾，到个“地方”申请办画展。本来展览都敲定了，只怪临走我谈到要应一位大员的晚宴。

“哇！那太好了！”负责人击掌道，“你请他写封信来推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