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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下令开炮，轰炸太平军的木城。炮击过后，罗泽南挥师向前，对部队下令：“听到鼓声就前进，握紧枪枝，匍匐蛇行，逼近壁垒，跃起攻击。”部队齐声回答：“遵命！”

湘军未能摧毁太平军的火力，木垒中发出猛烈的炮火，弹如雨下。

罗泽南分兵攻击太平军船队，夺得几十艘战船。太平军船队撤走，营内也乱成一团。湘军三伏三进，逼近木垒。李续宾和李光荣跨越壕沟，放火焚烧兵营。

在蛤蟆矶方面，湖北的清军也发起了攻击。魁玉和杨昌泗的部队冲入土城，放火焚烧草地。

一时间，长江两岸火光冲天，与长江上的火焰烧成一片，映红了天空。

杨昌泗的部队追击太平军，到达鹦鹉洲，与湘军水师形成夹击之势。

战到黄昏，李孟群意犹未尽，继续麾师前进，率领杨载福和彭玉麟的船队，烧毁沿江的九座木栅，进攻鲇鱼套。炮火击中太平军的火药船，爆炸的气浪，把太平军的其他船只一齐掀到空中，太平军战士的尸体也高高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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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攻坚战进行到第三天，曾国藩仍旧命令湘军水师分三路出击，李孟群的水师攻打汉阳朝宗门土城，杨载福和彭玉麟的水师攻打塘角，何越珽率部进攻汉口。

杨载福的水师将太平军压迫到青山。当时北风劲吹，阻碍了行驶，杨载福下令挂帆西归，随李孟群的船队进入汉口内河，焚烧太平军的一千多艘船只。满江漂浮着太平军官兵的尸体，惨不忍睹。

李孟群命令水师掉转船头，回攻汉阳，魁玉和杨昌泗的部队，也从上游转战而下，将大别山晴川阁的木垒全部烧毁，于是城外的太平军船只和壁垒全部丧失。

在水战中，湘军将士已不怕太平军开炮轰击，舢板上的军士们头无遮拦，立在船上，划船徐徐前进。如果有谁低下头来躲避铅弹，大家便会讥笑他，认为是莫大的耻辱。

湘军水师刚刚建立时，军士们想法设法躲避炮弹，最初提出依照近代兵书上记载的方法，在船上张布渔网、湿棉絮、牛皮和藤牌，效果还是不好，铅弹会洞穿而过。又用竹条编成细鳞一般的席子，将棉絮、皮革和人发密密地覆盖在上面，铅弹的来势更加猛烈。实践表明，种种办法都不顶用。

1854年，咸丰四年（24）

到了实战中，杨载福和彭玉麟等将领提倡勇敢，不要任何遮挡，冒着炮火冲锋。接近太平军以后，对方的炮火失去了优势，而湘军的士气更加高涨。凡是声称害怕炮火的人，都被水师当作胆小的将领。大家认为，这样的水师将领，不等交战，就会带垮军队，必须从水师中清除。

曾国藩教导军士要心存畏惧，行军作战，十分谨慎，这符合《论语》提倡的“临事而惧”。但这不能一概而论。针对统帅而言，临事而惧是对的，对于前线的军官而言，则是大错特错。

杨载福和鲍超认为，无所畏惧才会勇敢，谨慎就是胆小。他们是勇敢的将领，亲自指挥部队作战，就能取胜，用别人指挥作战，就会失败。

曾国藩不是一个好将领，却是一名好统帅。他用别人指挥作战，屡屡获胜，就是因为他很谨慎。他亲自率领部队作战，每战必败，就是因为害怕。

前线的将领，本来无所牵挂，一旦功名成就，富贵已得，就知道害怕了，害怕了就会失败。陆师如此，水师更是如此。

湘军的水师，又摸索出一套作战的规律。水战中，为了超赶太平军，小船速度最快。船有三等，有大有小，但如果没有快速舢板，大小船只都会失去作用。

湘军在每艘船上设置一名哨官，控制船的进退。每艘船都可以独立作战。哪怕一百艘船都撤退了，只剩下一艘船，也可以继续前进。

水师的辎重有公船承载。暴风掀起波涛，必然会摧毁舢板，这时舢板就需要大船来保护。大船不能作战，快蟹和长龙是用来指挥作战的。战败了，将它们抛弃，将士们乘坐舢板归来。

这套战法，适用于江河湖泊的作战。至于海上作战，当时的湘军水师无人考虑。他们也认为那是海岛上的夷人所擅长的，泱泱中华大国，没有必要与岛国在海上争锋。

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观察到湘军水师作战，已经比较顺利，所到之处，无不攻克，无不获胜。船上的军士，常被太平军的炮火炸伤炸死，但只要还剩下一两个人，仍然足以战胜太平军。

曾国藩此时已经明白，水师比陆师更有获胜的把握，但使用的办法要更加严格。

根据湘军和太平军双方的经验，曾国藩发现，水师扎营时，要注意拉开距离，小船傍靠陆洲，大船横在中流，特别注意要避开暴风，才不会彼此相撞。

休战时，军士都要守在船上，禁止他们登岸。船帆、桅杆、船篙、船橹、船桨和船炮，可以随时修制，不予限定。舢板是敞露的，没有篷板，宿营时各自用夹层帐篷遮蔽风雨。军士们又私造长龙船，编为公船，在上面饮食起居。因此，湘军的军容，水师最为壮观。而有了一支水师，部队登陆下水，都很方便，多逸少劳。

在武昌附近的水上作战中，湘军中谈论躲避炮弹的水师将士，全部淘汰出去了，剩下的都能冒着炮火冲锋。太平军从城墙上看到湘军水师不怕炮弹，面面相觑，大惊失色，纷纷攀绳下墙而逃。督战的将领每天斩杀几百名逃兵，仍然不能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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