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