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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复工和生产，使重庆的工业结构悄然改变，形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造船；运输；纺织；化工；电器等为主体，包括五金；皮革等行业在内的现代大工业构架。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日本人很快打进内陆，导致不少兵工厂一迁再迁。

一九三八年，原迁于西安的济南兵工厂；迁于汉阳的上海炼钢厂调整后再次迁往重庆；而受长沙会战的影响，直到一九四零年十月，原迁于湖南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才最终迁来重庆。

经过内迁及内迁过程中的分离整合，至一九四零年底内迁浪潮结束时，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十六家，其中十一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十一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两家，其余九家均为内迁而来。

内迁后随着兵工事业的扩充与发展，原有技工供不应求，兵工署“选奉委座令饬，收容各工流散技工，经先后派员分赴陕；巩；郑；洛；各地登记考用”，一时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技工挖角大战。

为保兵工，中国国民政府在“投一地之兵工”之余，可谓“举全国之财力”。

一九三九年度国民政府的岁入支出，赤字二十点五七亿元，其中兵工署经费占了该年度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八。

正是这种入不敷出的支出，为重庆兵工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种种优惠政策，使大批技术人才流向兵工业。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

一九四零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进入1940年后，日寇大本营陆军部认为零散的对重庆轰炸不能收到真正效果，必须配合地面上进攻，才能彼此促进。

5月1日，敌11军发动了宜昌战役，次日，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

1940年5月13日，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大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企图通过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目标的轰炸，加以地面进攻，彻底打消我抵抗意志，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101作战行动”。

参加“101号作战行动”的日寇陆军第3飞行集团的第60战队，独立飞行16中队，第44战队1中队，独立飞行10中队等，由木下敏中将指挥，主要基地为山西运城。海军有1联空的鹿屋，高雄航空队，2联空的12，13，14，15航空队，由山口少将，主要基地汉口。投入此次空袭作战的日机共计297架，是日军对我进行的最大规模空中作战。

日海军航空队首先出动，利用月光对成都和重庆各机场轰炸，中国空军由于在南线昆仑关作战消耗过大，1940年作战飞机仅160余架，其中战斗机仅余112架。

因此，只好采取起飞避警战术，驻成都温江机场的5大队27中队飞行员林日尊避警返航时因夜色太浓不幸坠落于温江东门外狮子山。

日机再次夜袭，炸毁了重庆梁山机场上8架中国轰炸机。

二．

在华日本侨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职业行为”，即受陆军参谋本部的派遣，长期在中国社会以某种身份为掩护“卧底”。

在翻检过的大量资料里，至今有中日两方面资料互证的“卧底”尚未浮上水面。

仅有中方资料记录的—大岛美惠子，

她奉命与中国留日学生李祥明结婚。

婚后，大岛美惠子随丈夫回到他的家乡重庆，从此化名菊蕊，在闹市口内开设了一个餐馆“远华餐馆”。

大岛美惠子通过丈夫的关系，结识了许多先后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人，及重庆政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

经过她的拉拢，其中部分人为其搜集情报，有的后来沦为汉奸，直接为日本侵华效劳。日军占领武汉后，大岛美惠子充任“松机关”谍报，即为军职人员的高级特务。

她以“远华餐馆”为据点，网罗和指挥大批汉奸；特务，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

据说，日本《朝日新闻》曾发表过一篇该报驻外记者写的通讯，详细报道了今井芳子的“功绩”，称其“是在中国活动的最出色的女间谍之一”。

5月20日，日机又窜犯至梁山机场，我4大队24中队8机起飞，击落了敌引导轰炸的侦察机1架。

进入6月后，日陆军航空队也投入空袭。

6月9日，敌60战队队长小川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