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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同情的但并不热情。总统同副总统一起，经常同两党的领袖进行磋商，一度单独同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和麦卡洛克一起磋商，向他们汇报了法案的必要性及其细节。鲍勃·肯尼迪和布克·马歇尔在国会山举行了一系列的情况介绍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除了极南部以外的众议员都应邀参加。“总统向每一批议员强调说，递交法案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但欢迎他们对其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法案印成最后文本之前，我和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同德克森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重新审阅了一遍。这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接受了”时机已经成熟的想法“，表现出了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总统需要的不仅是能有效地处理投票、公共服务行业、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联邦计划，以及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问题的法案，而且也是使全国都会接受和服从的反映两党合作和举国一致的法案。这种想法是否可能，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得到考验。在众议员塞勒的主持下，审查这项法案的小组委员会里两党壁垒分明，它向司法委员会递交了一个得到民权团体坚决支持、看来似乎更强硬的扩大了的法案，可是实际上它包含了可能不符合宪法的条款，而且包含了造成混乱多于解决问题的苗子。南方的民主党人高兴地和北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起，给予这项法案更重的分量，它超出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和众议院全体议员所能承担的程度。总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以这一新的文本作为民主党的正式法案（这肯定会大大提高他在自由派和民权团体中的威信和影响），要么冒险作出全面努力重新建立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的两党一致。总统选择了后一条途径。

他认识到，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受到民权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支持新的法案文本，因此他同意政府将尽可能挑起重行提出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的担子。为此目的，司法部长出席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他用直截了当的方式作证，说明有许多修改全是不能实施的，不符合宪法的或不受人欢迎的，只有两党联合提出的法案才能通过，而他概述的一项折衷方案则应由委员会予以通过。但这还不够。委员会全会的自由派民主党人疑心共和党人会使他们蒙受损失，他们还受到公众的压力要他们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法案。为了争取他们支持折衷方案，总统不得不亲良进行干涉。在一系列的白宫会议上和电话中，他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得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折衷方案的一项保证，而且这项保证要持续到程序委员会和议会全体会议召开为止。

同时，在参议院，司法部长耐心地花了一天又一天的时间答复参议员欧文关于宪法方面的质询，一场真正的考验在全院会议的辩论中等待着。总统希望——不过从未抱有多大的信心——南方参议员中会出现一个“范登堡”式的人物，一个愿意同过去决裂并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家。尽管大家痴心推测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可能会起这样的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南方议员挺身而出，把历史的评价放在他的要长期从事的议员生涯之上。

总统知道，要便他的法案通过，不止是需要向国会呼吁。一场和平革命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止是通过这个法案。他的咨文讲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法案：

不会解决我们种族关系的所有问题。这个法案必须由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加以补充。它还必须由开明的公民、私人企业、非官方的劳工组织和市民组织采取行动加以补充。

为了启发和鼓励这种公民，总统在副总统和司法部长的陪同下，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私人会议——争取一千六百多位全国性领导人物的合作和理解，其中包括教育家、律师、黑人领袖、南方领袖、妇女组织、企业团体、州长、市长、编辑以及其他人士，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有种族融合主义者，也有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不仅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这项法案的内容，还谈到了法案以外他们的责任。他既没有用金钱，也没有靠制裁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援助，但是他起到了总统的领导作用。

他敦促美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们采取行动。他们中有些人长期来口头上一直维护民权，可是却把黑人排除在许多行业工会之外，或者迫使他们加入实施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或年资制度，或者不给予他们必要的学徒训练。他敦促各种宗教的教士采取行动，深信他们会“认识到种族偏见和《圣经》之间的冲突”。有个教士问，种族通婚怎么样？总统排斥了这个通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回答道，“我现在讲的不是私人生活，而是关于公共服务行业、公共教育和民众选举。”他敦促最负声誉的企业理事会采取行动（后来在一次闲谈中挖苦说，这个理事会的人员是美国总统来到时唯一不站起来的听众）。

这次全面的响应使肯尼迪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支持这项法案的公民“院外集团”——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所领导，由通常抱极端不同观点的社论作者所支持的——是规模巨大的、十分有力的。更惹人注目的是连锁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实施种族隔离的标记和做法。南方的市长和商会开始同黑人领袖们商谈。北方和南方的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全国的教士都受到鼓励，要他们对早在肯尼迪担任领导之前就存在的一项重大的道义争端采取有效行动。进步是缓慢的、不充分的，但同以往数百年相比，则是迅速可喜的。

联邦发起的学徒训练计划使营造业向更多的黑人开门。詹姆斯·梅雷迪斯取得了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开学。总统说：“我们这个国家，……经受了极其严酷的考验，情况很好。”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得起考验。亚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希望在校门口再制造一次高潮，他先用州警察，后用他的国民警卫队把黑人小孩从伯明翰和其他两个城市里新设立的黑白人同校的学校里赶出来。当肯尼迪再次把警卫队置于联邦管辖之下，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们返回营地时，华莱士同以前一样又退却了。

但州长蔑视法律、压制黑人儿童的榜样在他的亚拉巴马同乡中不无影响。许多白人学生抵制这些学校。一个白人向正在上学的两个黑人女孩扔了块大石头。在华莱士的表演后四天，放在伯明翰一个黑人教堂里的一颗炸弹，炸死了主日学校的四个小女孩，另一个黑人青年被伯明翰一个警察开枪打死，还有一个黑人青年被两个白人小伙子打死。1963年关于禁止使用暴力的警告几乎都是针对黑人的，然而牺牲者几乎也都是黑人。“我对暴力感到遗憾，”乔治·华莱士说。

夏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黑人示威减少的情况时，总统强调指出，应该利用一段平静的时期促成进步，而不能把这一时期看成运动已经结束。他十分坦率地解释说，示威之所以平静下来，部分是因为正在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重要的黑人领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街头上进行一次短促的示威并不能马上奏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极端主义的形式……（或）极端行动……他们等于是作茧自缚。”他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人老是讲示威的事，却从不提到解除疾苦的问题。……你们不能只是叫人家不要抗议，而仍旧不允他们走进你们的店门。”以前提到过的黑人要向华盛顿大规模进军的打算已经改变了。他们也不在立法机构的旁听席上举行威胁性的静坐示威——总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而打算在华盛顿纪念碑草坪上举行一次和平的集会，并从那里再游行到林肯纪念碑。肯尼迪通过司法部、私人调解人员，以及象沃尔特·鲁瑟那样友好的支持者做了不少工作，使这次游行的计划尽可能不越轨并有实效。虽然他也怀有几分预料大难会临头的官员们的那种恐惧感，可是在支持游行计划，并承认游行有必要取得成功而不必由联邦出面干预这一点上，他却走在他的班子的前面。华盛顿和公园警察人员以及联邦提供经费的机构都对此行动给予一切便利。但这项计划仍然遭到攻击，说它是一次高压的、爆炸性的示威。但总统却把这次示威称作是“要求解除疾苦的一次和平集会……这是合乎我们伟大传统的。”

当游行的日期8月28日接近时，总统对这次集会会怎样和平地进行感到关切。美国纳粹党威胁要举行一次反游行，黑人穆斯林则反对这次游行，同时至少有一个黑人学生领袖准备发表演说，谴责总统法案是“不充分的”。数千名加班的警察集合待命，四千名部队在河对岸作好准备。许多担心出事的华盛顿人说，那天他们将呆在家里。有些国会议员要求为国会大厦提供保护。总统明确表示他将留在办公室里。他知道二十三万人的队伍是会作出多种反应的，这是一个冷酷的政治现实，所以他决定不在游行队伍前露面。他也不想在获得游行领袖们的报告前会见他们，只同意在那天游行结束后接见他们。

8月28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华盛顿举行过的最大的这次公众示威游行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自我约束使肯尼迪感到惊异，使全世界也感到惊异。来自各州各种族的参加者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到来。他们保持着热情的尊严感，唱歌、赞美，耐心地倾听了几小时的文娱节目和告诫性的发言。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碑的石级上发表了一篇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描述了将来和谐与平等完全实现的日子。

“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总统在白宫欢迎这次游行的领袖们时对金这样说。他的梦想也就是他们的梦想，这次行动使他深受感动，对游行领导人A·菲利普·伦道夫非常钦佩。他说，这一天的动人而有条不紊的事件促进了他们的事业。随后，围绕着摆有咖啡和三明治的桌子，他把他们又引回到立法委员会、相互妥协和选民压力等的严酷世界里。他很怀疑国会的投票情况有任何变化。他很怀疑有任何种族隔离分子已经改变了立场。但他感到这次游行有助于把民权主义者团结得更紧。在如此庞大和焦躁的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单凭这件事就在美国白人中唤起了新的兴趣，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白人多数赞同肯尼迪法案，但它同时表明，多数人又感到肯尼迪走得太快了。北方郊区白人“强烈反感”的种种迹象被广泛地议论着。据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些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私下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和学校中实行种族融合。卢贝尔在伯明翰对1960年大选中支持肯尼迪的白人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愿意再一次支持他。特里。桑福特州长承认，如果在1963年11月举行选举，那末甚至温和的北卡罗来纳州也会失掉。“打倒肯尼迪兄弟”已成为那年秋天密西西比州长选举的一个口号。右翼共和党人在巴里·戈德华特的领导下占了上风。讽刺的信件每天涌向白宫。总统在审阅安德鲁·哈彻向重要黑人听众发表的一篇演说时，看到有一段话把他描绘成“决心要通过一个尽可能好的法案，不管这个法案在政治上对他有何种影响，不管他从全国各地、各阶层会招致何种指责。”他停了一下，微笑着写下了这几个字：“而且他已经招致一些指责了。”

肯尼迪不是不知道他的立场对他的党、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都是严峻的考验。他说，在1964年，这个问题“显然将成为一件大事。它造成了大量反政府的情绪。……我可拿不准今天在南方我是不是最得人心的政治人物，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毫不怀疑民意测验所表明的白人不满情绪是准确的。但是“你必须……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才能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运动作出一个判断。……变革往往引起动乱。……我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没有更大的反抗。我认为我们前进的速度是恰当的。”

私底下，他向一位黑人领袖说“这个争端可能使我落选，但我们决不回头。”在公开的场合，他仍然抱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说，人民迟早会大胆地面对真理，而共和党人会继承林肯的党的传统的。他认识到他决不能收集起足够的黑人和自由派人士的选票（加上他已有的选票），以抵消这个争端使他在南方和北方损失的选票。但他仍然认为他会重新当选——地方候选人受的损害将比全国候选人受的为重——这个法案的通过会使群众情绪冷却下去，并让其他问题出现——而且无所作为所造成的爆炸性代价，肯定比他采取任何行动所带来的代价为大。

虽然他并不反对那些称他的演说和法案为“第二次解放宣言”的人，但是他本人却不热衷于进行比较。象第一次宣言那样，既由于必要，也由于信念，它正视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自由问题。象第一次宣言那样，由于它立足于说理与和解因而遭到了黑人和白人双方的反对。而且就象第一次宣言那样，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受到疯狂的反对，但它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端。1963年，在纪念第一次解放宣言一百周年时，约翰·肯尼迪写道。“那个宣言仅仅迈开了第一步——不幸的是，宣言的作者没有活下去推进这一工作。”

第十六章　橄榄枝（1）

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作为总统，他试图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跟得上所有新的发展：空间探索、共同市场、新兴国家、科学革命以及共产党国家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坚持要作出仔细的区别——例如，对待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国家，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拉美国家——而不能只看到它们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论。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他认为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只存在着待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待解决的问题。1961年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他讲话的调子已经远不象十二个月前当候选人时那样热情洋溢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余94％的人类——我们不能矫正每一个错误，也不能扭转每一种逆境——因此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