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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之中，例如购买债券和证券等。还有，保险公司完全可能倒闭，国家若不明确申明最后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么被保险者如何“保障”呢？如果国家肯定要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为什么还需要一帮子办保险公司的爷们从中捞它一笔？所以，在中国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也未必有医疗保障，这已是路人皆知。而所谓“保障”，就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看不起病之虞。更何况，国家认为，“更多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也就享有了“医疗保障”，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说法。因为，作为国家必须考虑：如何使“全体公民”、而不是“更多的人”都有医疗保障。就是说，不管以什么方式，也不管参没参加医疗保险，都必须有保障才行。而国家的职责，就是对“全体公民”负责，而不是对“少数人”负责，否则，这个国家怎么能让人民放心呢？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医改对于中国经济的阻滞作用。

目前，人们越来越看出，经济学家们抑扬顿挫的欢快语调越来越不灵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无穷的活力，也越来越让人生疑了。靠投资、靠大量引进外资企业、包括很多重污染企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发展格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展身段，因为中国就是靠支付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也没有多大后劲了。总之，由“投资”而不是由“人民消费”来拉动“总需求”，日子长了，也总归会走上末路。近年来，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剧烈失衡，已日益彰显出它的厉害。我想，看不起凯恩斯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也终会发现，对抗经济规律最后是不会成正果的。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距，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大？照理说，应该在国家的统计上有很清楚的昭示。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却是很难查出。记得早在2002年的时候，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称，中国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高达41％。该文章认为，这与西方国家通常仅1％的比率比起来，是很可怕的。但近近些日子的报纸又报道，国家的“库存积压”连年增长，已经达到3万亿元了。显然，尽管信息是混乱的，但问题是清楚的：就是中国的“总需求”已经大大落后于“总供给”。

这就是危机。

但似乎中国并不怕这个。这就如多年前一个顺口溜所说“十亿人民九亿商，九亿商人骗中央；中央什么都不怕，见到商品就涨价”。现在，在国内大量存在的多种暴利行业，就起到了这个“什么都不怕”的作用：什么都高价，看你买不买！几乎除了电视冰箱之类，现在　没有多少与多数老百姓收入相称的商品价格了。但是，事与愿违，似乎人民就是不买什么，这使得全国“库存积压”格外丰盈，使得“总需求”居低不上。这情况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和宣传专家们着起急来，他们一齐上阵，大讲了一番“居民储蓄”如何应当转变为“投资”，什么基金投资、什么债券、什么股票……，足一通乱侃。

但奇怪的是，居民储蓄就是静若处子、不为所动。看来，经济学家们也不由纳闷了，从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苦闷。

在中国“居民储蓄”也是个怪异事物，近年来每年增加的“居民储蓄额”，竟比“全国工资总额”还要高出许多。所以，居民储蓄是不是劳动人民存的钱？问题也是很清楚的。但毕竟，劳动者会有少量存款。有多少？据我看，在目前12万亿元的储蓄总量中，占人口80％的老百姓大概能有个3…4万亿元吧。

如果真的能够启动劳动者消费，那么这3…4万亿元进入“总需求”，也能大大改观全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不平衡状况，给全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就是说，尽管目前国家贫富悬殊，极少数富人得到了他们的天堂，但如果穷人能够将其被重重盘剥后、剩下的小小收入拿去扩大“总需求”的话，因为穷人多么，全国的消费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经济也会真正“活”起来。我一直在说，如果要使经济真正繁荣，需要有两点：第一，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部分，使得“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比例由目前的12％左右上升到50％左右，因为工资是清白收入，不是混水摸鱼，那么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好起来；第二，国家担当起“社会保障”的资金基础，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实行免费（我想，最终全世界都会免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当“先走一步”）。这样，人民花钱没有了后顾之忧，无疑，“总需求”就会大大提高，经济情况就会大大好转，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有了深厚的动力。

为什么现在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改革”。活命，无疑比日用品消费更重要，医疗重于一切，谁都不会弄错。所以，人们需要攒钱，以备未来应付医疗的“不时之需”。

但是，人们为了在得大病时能活下来，要攒多少钱才够呢？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仅是孩子读书，要花多少钱？大致能够算出，有一定刚性。惟有生病，要花多少钱？鬼也不知道。人非神仙，谁有本事能够预测出自己将患哪一种病、需要多少钱？那么应当存多少钱足以应付救命呢？谁也说不上，只好多多益善。萨斯期间，全国第一例非典黄先生将自己积蓄的16万元花得精光，保住了性命。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存上16万元就能保住自己？恐怕不行的。如果要换肾换肝呢？如果要做极为复杂的心脏手术呢？那还不知道要多少钱。所以，在当今中国的医院眼里，16万元，不过是小钱一笔。也所以，由于医疗费用的日益高昂，穷人，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在医院的眼里了。

但16万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10年不一定挣得到，30年不一定攒得下来。先不管它吧，现在，如果我们快乐地假设：全国每个人都攒了16万元用于保命的准备，那么13亿人应当攒多少钱呢？很容易算，16×；13＝208万亿元。

我们知道，目前全国贫富悬殊的“居民储蓄总额”，也不过只有12万亿元。而80％的老百姓可能只有3…4万亿元储蓄。也就是说，十来亿人的生命，本当有200万亿元来保命，但现在，就悬在3…4万亿元这样一根细细的蛛丝上了。

当然，有人会指责说：人们不可能都生病，生病的人只是少数。所以，不需要这么多钱。

完全正确！依我说：问题问对了，但是答错了。的确，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生病，所以，实际上全国的医疗费用当然不是208万亿元！这是谁都清楚的。是多少呢？如本文的开头所说，仅只4000亿元！这时，真的让人要喊叫老天爷了。难道是：全国人民需要存起208万亿元，来对付全国0。4万亿元的“医疗风险”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难道这就是我们医疗改革吗？可是，事情很清楚：只要把医疗风险摊到全国人民头上，人民就只能攒钱，以应付医疗，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居民储蓄”也就只能向208万亿元爬进，当然，只能是爬，也永远爬不到。所以，决定“医改”政策的高官们是那么聪明吗？人们地位高了就一定有智慧吗？人们不由会这样问道。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岂不是说：

如果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承担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仅只需要0。4万亿元！

如果由全国人民每个人自担医疗风险，那就需要208万亿元！

这种算术是不是太过神奇了，人们或许不能接受！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到底有多大？由谁来承担对经济发展更有利？

据卫生部2004年12月公布：城市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53。21000，农村比例是139。51000；如果排除季节性影响，由此测算我国年患病人次数为50。8亿。各位看看，有了这个数据，分析情况就更清楚了。50。8亿次，听起来很巨大，实际上并不大。假设13亿人民每人每天看一次病，是多少次呢？为4745亿次。50。8亿次仅达1％。那么，假设13亿人每个星期看一次病，那么50。8亿次达7。5％。再用另一种算法，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两周患病率”，按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为13。9…15。3％。但这是假设全国13亿人每两周看一次病的比率。所以无论怎么算，生病看病的人都是很少数。如果由国家承担这个风险，在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看来，都是最合算、最经济的。可能在国家看来，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此风险，这样还可以顺便赚些老百姓的钱，更惬意些。我看，由医疗保险公司保险，不是不可以，但中国的保险公司的眼球是仅看着“赚钱”二字，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人民应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要知道，在美国，人们缴纳医疗保险之外，国家仍需大量投入；据悉，日本是由国家替人民来缴纳保险基金。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免费医疗”就不用说了，在香港澳门也是有医疗保障的。这世界上，甚至连暴君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都曾实施“免费医疗”。不错，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但塔利班有什么呀？所以，不在乎国家是不是富有。把医疗风险推到人民身上，对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其原因，就是会大大缩小“总需求”。至于有人反对我说：国外的高级医疗也不是公共医疗单位，而是私营医院。我不知道他是否要求中国人民都得到百万富翁般的医疗待遇？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能够看上病，能住上普通的“单人病房”，而不是豪华的待遇。若是以此来反对国家承担相应责任，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要使得中国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这是目的。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忘了这个目的。凡偏离了这个目的、希图从中赚老百姓钱的，都是歪招，都是馊主意，无论学者的话说得多么漂亮。

目前，卫生部公布的调查材料，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我想，我们国家的高级的有决策权的干部们，仅看看这几个百分比，就应当知道，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民，应当惭愧得无地自容。

如本文开头所说，国家拿出4000…5000亿元就能把全国人民的免费医疗搞定，为什么不能做呢？

总而言之，国家在全民“医疗保障”中的作用，是不容推卸的，也是推卸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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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说说“教育产业化”（转载）

（起点更新时间：2005…3…26　13：53：00　　本章字数：2671）

“教育产业化”终将化掉中华民族

我们一直在反对“全盘西化”，但我们却在“全盘市场化”，并且还不断神化“市场”。人们几乎把中国社会一切生动而丰富的事物全都拢到“市场”上去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不仅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甚至包括一切社会问题。例如有著名经济学家就杀到教育领域，大侃一气什么教育产业的“十大关系”之类。而中国教育学家们的那根“经济”神经也立刻被拨动了，居然紧紧跟上，他们把原本圣洁的“教育殿堂”也扛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使神圣的教育事业刷上一层铜臭，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将其打扮成一种“理论”，叫做“教育产业化”，用来欺骗整个民族。由于众多学者都跟着起哄，现在，这个“理论”已经是大行其道了。结果是：在教育领域，公正的市场没有出现，而我们很多教育者却像威尼斯商人一样，把自己的“良心”在市场卖掉了。

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国家反倒并未一切“市场化”，他们把“营利”的和“非营利”的东西严格地区别了开来。而学校，则是“非营利机构”。也就是说，学校不得办企业！学生也不得办企业！学校也不得“企业化”！为什么比尔·；盖茨要从哈佛退学，就是因为在大学里不能办公司，不能搞什么“创业”。硅谷并不是学校。这位世界首富已经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明星和偶像，但要知道，哈佛的教授们也为美国千百万高尚的人们所敬仰。在美国，从事“非营利”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受到人们在心理上的广泛尊重的。如果我们除了钱，其他什么也不认，那也没啥可再说的了。可是，伟大和成就决不是仅由金钱铸成的，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也都根本不是富豪，这已是许多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了。也没什么奇怪，这正是多年来某种“教育”在大众中的结果，但并不是外国人“教”的。当然，很少有外国人反对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啊，他们犯得着反对吗？可能他们心中正暗自窃喜。这下子，在“民族素质”上，他们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许多美国的科研成就，是产生于大学，而不是在“市场”和“商海”里。而在大学里的科研，也不是商业活动，因而没有任何“风险”。这，也可能正是其科技发达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学者以为只有“市场”才能使民族的科学技术发达，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误导。

而在我国，不仅从“大跃进”的年代就开始了学校办企业，而且80年代之后学校若不参与市场经济、不办企业就像掉了魂，跟不上伟大的时代了似的。“市场”二字成了中国的灵魂。市场最诱人的地方，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我说的不是“挣钱”，而是“赚钱”的那个钱字。因此，“教育产业化”，说穿了也就是少数人期望能从所谓“办教育”中赚到钱而“先富起来”。当学校为赚钱而办，当教师为赚钱而教，当校长一心一意为赚钱而奔波，而幼小柔弱的学生们为校方赚钱而劳动、甚至是义务为校方做“贡献”，这种“教育产业化”一旦实现，在现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离完蛋就快不远了。

首先，我们这种一个劲耍弄钞票的“教育”制度本身，就会把我们的后代轻易培育成视“金钱”至高无上、而视“正义”“道德”“责任感”如粪土的一群伪君子。相比之下，今天，在我们当年曾痛斥为“金钱至上”的西方国家，青少年们反而很高尚。只为“钱”而活着、并为此不顾一切，这种社会意识在西方绝不受到社会鼓励。本来，到过西方世界的人们，应当向中国青少年说明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教育家们并不怎么向中国学生们谈这个，可能他们自己就不喜欢。

而“钱能通神”、“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和实践，在中国受到了公开的鼓励。从上到下，从中青年到幼年，从政界、商界到学界，“赚钱”二字日益响亮并放射光芒，可以说成了神州大地上无处不在的新幽灵。自80年代初期以来，“赚钱、搞钱、弄钱”不仅成了正面用语，而且日益被赋予光辉形象，并已被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