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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好。

说罢,眼泪哗哗直流,一旁的妹妹思尘也跟着流泪,一旁的姐姐见状,说道:娘,妹妹,你们别哭了,当着外人的面,多不好意思,我已尽想好了,便是倾家荡产,也要救弟弟出来。

李夫人收住眼泪,妹妹思尘却说道:真要倾家荡产,我们住在哪里呀?姐姐道:便是讨饭,姐姐也不会叫你饿着的。永琪听她们这么一说,知道她们母女这是遇上为难的事情了,于是说道:我跟你们扬州的江春大人熟识,若他肯出面,这事就好办。

☆、正文7

这江春就是江鹤亭,乃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布衣上交天子,虽是盐商,却荐至一品,在扬州可是人尽皆知的大人物,一句话顶别人几十几百句还不止,在普通人看来,若江春江老爷出面,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李夫人听永琪如此一说,又看她气度不凡,好似捡到一根救命稻草,立时便要双膝跪下,永琪赶紧扶住,说道:区区小事,不必行此大礼。李夫人虽将信将疑,还是千恩万谢。。

那母女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将事情经过细细道来,这李家小儿子李思名,正在读书求取功名,利用闲暇时间,去码头上打零工,却被人告发夹带私盐,现如今被官府羁押在牢中,他口口声声只说是被人诬陷,现在正是严打,官府要杀一儆百,不问青红皂白,判处秋后问斩,想要翻案,已是不太可能,但人的心理总是想搏一搏,故李家上下已做好倾家荡产的决心。

永琪听完,便在心中暗道:我在京城之时,对于江浙贩卖私盐一事,早有耳闻,近来更是日益猖獗,盐税关系国家财政,必须严打,但也不能因此草菅人命。永琪拿定主意之后,便起身告辞,那母女三人送至门外,暗中求菩萨保佑,希望老天开眼,得贵人相助。

永琪也没回到江府,而是径直来到盐运使衙门,盐运使全称两淮都转盐运使,简称盐运使。两淮盐运使隶属于中央户部,地方藩臬两台无权干预它的业务,另外还兼管缉私,主管贩卖私盐,盐税收入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据不同史料记述,盐税约占同期国家赋税总额的四至五成,如此高额的“国资”来源,中央政府当然非常重视,委派最信任的官员担任盐运使。

盐运使王首道不敢怠慢,亲自迎进后堂,永琪说明来意,盐运使命人呈上卷宗,永琪阅后,合上卷宗,问一旁的盐运使,道:王大人,你看此案是否有纰漏之处?盐运使忙回复道:此案事实清楚,人证物证俱在,并无纰漏之处。永琪道:可李思明的家人却认定李思明是被人栽赃陷害,还打算上京城告御状,其中是否另有冤情?

李思明一案,大致如下:有人看见一伙人行踪诡异,于是举报,结果在一艘船上查出一千多斤走私盐,现场辑捕李思明等十人,经审讯之后,其中九人伏法认罪,只有李思明一人否认,但其他九人一致指认李思明系同伙,因此被判罪名成立,议秋后问斩。

永琪提议要亲自审问,盐运使哪有不从,当即命人提犯人上堂。

在此间隙,有人禀盐政大人在门外求见五阿哥,永琪应允,不多时,盐政大人尤世拔及随从下属一起□□人来见。

那么盐运使和盐政有区别吗?盐运使的职责已说过,那盐政又是做什么的?皇帝委派最信任的官员担任盐运使,但还是不放心,又设立监督机构,这就是所谓的盐政院。盐政院的首脑是巡盐御史,简称盐政,监督盐务官员、盐商,以及所有涉盐的管理机构,一旦发现弊端,立即上报,严加处理,按清代职官体例,盐运使为从三品,而盐政官阶可大可小,结果后来既无行政权也没经济权的盐政一职渐渐出现异化,成为盐运使的上级。

盐政同盐运使虽同管盐务,但分管不同,各有道场,一番官场客套之后,永琪便问其来意,尤世拔支支吾吾,一众下属亦是面有难色,永琪心知这些人必是有事难言,便说道:各位大人,为国分忧,有什么难办的事,不妨说出来。这时尤世拔才开口说道:下官等是为筹办皇贡一事而来。

所谓皇贡,即指乾隆下江南的接驾筹备事宜,乾隆下江南的费用历来为江南盐商所捐献,盐政总管盐务,这皇差自然就落在盐政大人的头上了。永琪听他如此一说,便问道:前些天你们回禀不是说一切妥当吗?怎么现在出问题了?那盐政及一干属下趴在地上,磕头如倒葱,连道:下官不敢隐瞒,特来向五阿哥请罪。永琪立感事态严重,便问道:有话好好的说,不必这般。

那盐政大人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历年皇贡办下来,共计花费一千万两,上面批复下来的是十万两,余下部分全部要由盐商摊派和捐献,如今还差好几百万两,下官实在想不出法子筹到这笔银两,只好前来请罪。

永琪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说道:往年是如何办贡?依旧照办就是。那盐政苦着脸说道:五阿哥有所不知,自两淮盐引案之后,便不能依旧制了。

那所谓的两淮盐引案又是什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十九日,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即两淮盐政尤拔世,按照常规向乾隆皇帝报告经手钱粮,即前任官员离任后,本任对前任官员留下多少家底做一个审计,以免以后担负责任,这份本是例行交接的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原因在于,此前几任盐政对于预提盐引之后盐商缴纳“以备公用”的收入,从来没有向其汇报,而是私自动用,于是下令让军机大臣“详晰查明具奏”。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前任盐政没有经过乾隆同意,私自截留上交款成立小金库,现在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

军机大臣们派人到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详细调查每年预提的盐引数量,回报说每年预提盐引数量都是盐政自行向皇帝奏报,户部只按规定征收税银,其他情况并不清楚。

乾隆对此感到疑惑,他觉得历任盐政是有意隐瞒,在财务上弄虚作假,私下贪污了。更重要的是,从乾隆十一年预提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20万至40万张不等,若以每张盐引交纳“以备公用”的费用3两银子计算,20多年来,应有千万余两银子,而这些银子如何使用历任盐政都没有向自己汇报过,故而觉得“甚可骇异”,必须彻查。

乾隆皇帝下令,让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文华殿大学士尹继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当年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开会讨论如何办理此案,大案由此爆发。

该案的核心问题是“盐引”。盐引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如同现在的执照或批文,盐引上面隐含着三项内容:一是重量,即一张盐引只能运销多少斤盐;二是引地,或称引岸,即盐引上面规定了食盐销售地,只能运往特定地点销售,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该地只能由拥有该盐引的人销售食盐,有些像是垄断,刚开始时是盐商交税认引,同时认领引地,以后只要盐商所持的盐引不变,没有转让给别人,其售盐地域也就可以一直不变,等于世代相承;三是税费,即每张盐引必须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

然而乾隆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由于人口增长,食盐消费增加,而盐引数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售卖多少盐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能随便增加,这就致使原有的食盐数量不够销售,于是出现了变通办法——将后来的盐引预先提前使用一部分,增加当年允许销售的食盐数量,这就是预提盐引,通俗来说,就是卯吃寅粮。

预提盐引本来也是合理的举措,为何会成为大案呢?这里面涉及财政,更涉及政治,还涉及皇帝的旅行经费和官员们的公款吃喝经费等,说起来就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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